黄骏说，他看上了他们的针织厂，主要是那条生产线是新的，而且有半新的几百平方米的厂房。实际上，针织厂早就不生产针织品了，而是生产西装，生产线也是西装生产线。黄骏在深圳有自己的制衣公司，有自己的服装品牌，他可以在内地生产加工，在内地销售，用深圳的品牌和生产工艺就行了。名义上还是深圳生产的。所以，他想把它收购下来。他问古长书有什么条件。古长书说：“没有特殊条件，只有惯例。第一，你把税缴给我们本地财政。考虑到你接手后有个整合过程，给你半年时间。半年后我们就征税了。第二，你要用我们本地的员工，必须保证我们的工人不能下岗。”

黄骏没有对古长书的坚持惯例提出异议。针织厂的资产评估是二千万元，光是生产线设备，当时引进就花了二千万元，因为用了好多年，有设备折旧的因素。现在加上厂房，一共才二千万。针织厂欠了银行八百万元贷款负债，也一并转给黄骏。在谈判桌上，黄骏提出打七折，古长书没有同意。古长书说，国有资产原本是不能打折的，给你八折，就给你省下了一百六十万，这笔生意你在全国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整整谈了两天，然后邀请市委市政府领导参加，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收购针织厂的事就算一锤定音了。

黄骏是个急性子，他不会在半年后才开始生产。时间对他来说，就是金钱，就是财富。厂里原有大批熟练工人，他紧急电告深圳总公司：派十名服装技术人员和两名设计师过来，进行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一个月内开始正常生产。这样，他就可以享受五个月时间的免税优惠。

事后，一些人对针织厂打折的事表示不解。工业局副局长何无疾在私下闹得最凶。国有资产打折，这不是故意造成国家资产流失吗？他煞有介事地说：“古长书这样做，一是要急于把针织厂抛出去，二是优亲厚友，在老同学面前做人情。”这话就在下面流传开去了，一直传到主管工业的刘市长耳朵里。刘副市长记得，前些年，针织厂拍卖，起价是一千万元都流拍了，没人举牌，现在能卖一千八百四十万元，而且外加八百万元的外债，应当说卖了个非常理想的好价钱。但是，外面传得厉害，刘市长还是亲自找古长书问了问情况。

古长书说：“黄骏的这次收购，我认为我们是双赢。按常理，那八百万元外债，他是有理由不承担的。之所以要他承担，是因为我们有几百万元的预收款，基本上抵平。那几百万的预收款，都是服装，实际上是不可能足额收回来的。他收购后，马上就是新的品牌上市，以前的旧款式就完全有可能滞销，甚至是根本卖不出去。这笔账无论怎么算，我们都是划算的。在资产打折上，我把账算得很清楚的，不会糊涂。退一步讲，如果不卖出去，现有的资产会不断萎缩，负债率会提高，职工工资却不会提高。这类企业，从生产、经营、管理各个环节的毛病都比较多，积重难返，既然不能彻底换血，就很难搞上去。再过些年，生产线就会变成一堆废铁。”

刘市长也是个能算账的人，古长书一说他就明白了。

黄骏也觉得划算。一是设备费用低，有一部分设备一直闲置未用，基本上是新的。使用的部分在维修保养上做得也不错，它们是他扩大再生产的重要部分。如果重新引进，那费用就加大许多了。二是厂房面积大，足足五百平方米。将来即使厂子垮掉了，他还有地皮在那里，又在市中心区，盖一幢高楼大厦，照样能赚钱。从发展的眼光看，随着西部开发热潮的兴起，内地的地皮只会升不会降的。地皮的增值部分是他押的最后一宝。所以这个风险是他能够承担的。而且按照总价打折，优惠了160万元，他还是很感谢古长书的。因为他知道，国有资产打折，他没听说过先例。

收购之后，黄骏把许多精力都投入到了金安。以前“金安市针织厂”的牌子取掉了，换上了“深大集团金安制衣公司”的牌子。黄骏是两头跑，一会儿深圳，一会儿金安。深圳到金安没有直达航班，需要从省城转机，然后飞金安。有时天气不好，或飞机不能准点起降，那就要花两天时间。这是黄骏感到最不方便的。转机的劳顿，甚至不如坐火车舒服，坐火车也只要两天。

黄骏在金安市举目无亲，到金安后结识了一些官场人物，但也只是一面之交，没什么来往。大多数时间，他都是跟古长书在一起，他喜欢跟他吹牛，喜欢跟他谈企业改造。古长书是他的忠实听众，也能给他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和意见，使他得到一些教益和启示。所以，两人算是比较纯正的君子之交和同窗之谊。

古长书脑子活络，考虑到黄骏来自发达地区，又是集团公司总裁，是大老板，有一套自成体系的管理经验，他把金安市的重点企业的老总集中起来，把十个县的工业局长请上来，请黄骏给他们讲现代企业管理，讲74ｏ，讲现代企业制度，古长书当主持人，他自己也带头听课。黄骏心里也很高兴的，在深圳，像他这样的老板很多，别人并不把他十分看重。在内地，他就感受到备受尊重的个人价值，是顶天立地的人物了。他在金安讲课，一方面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和企业的知名度，这是一个无形的广告；另一方面，金安市的企业可以从他的管理经验中吸取营养。古长书总是把话说得恰到好处，黄骏第一次试讲时，古长书在主持中讲道：“一个成功的商人，本身就具有商业价值，本身就是一笔有形资产。黄骏先生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现在，我们可以从他身上获得智慧，然后我们把智慧变成我们自己的财富。所以黄骏先生给我们讲课，我们是要付费的。”

古长书的话赢得了满堂喝彩。黄骏下来说：“事先没说付费呀，你怎么说是付费的？”

古长书说：“我是脱口而出的。也算是广告吧。”

古长书告诉黄骏，金安市十个县，都缺少企业管理人才。现在的管理人员，长期过着封闭的生活，知识老化，观念陈旧。他们即使到发达地区走几遭，目光也是盯着外面的小姐是如何生动，如何去感受异地的异性肉体，回来都会成为他们的口头谈资。至于考察学习，没多少人当回事的。他们急需要普及一些基本知识，懂得一些先进的管理经验，既要换脑子，也要补脑子。所以，古长书希望黄骏能够给各县的企业领导讲讲课。这么大的面积，当然不能白讲，讲一天一千块钱是差不多的。讲课是在传授知识，也是在给你自己的公司做广告。你别看我们这贫困地区，穷地方也有富人。有些人的消费水平一点不比深圳上海差，动辄就是几千元的衣服。古长书给他算了笔账，全市十个县，每个县每年至少要在当地销售两千套高档西服，十个县就是两万套。你是做西装的，不要小看这个市场，它是在不断扩展和延伸的。如果你占领这个市场一半的份额，以一套千元计算，你在本市的销售额就可以达到一千万元。卖一千万你能赚多少钱，你自己明白。

黄骏似乎突然豁然开朗了。古长书鼓励下面各县请他去讲课，他也不推辞了，有邀请就去。讲一天一千块钱，对他来说全然不在乎钱的多少。可他又特别看重这笔钱，感觉这是知识就是财富的明证，他的智慧得到了认可，这比用商品赚钱就多了一些体面。黄骏是个忙人，身在金安，却要指挥深大集团所有的决策性事务。遇到急事就得马上飞回去。所以他常常抱怨古长书，“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忙过，都是你给我找的事。”

古长书有板有眼地说：“可你在深圳有这样风光吗？继续在那里待下去，你无非就是一个只知道赚钱的机器人！你是儒商，儒商的社会责任感应该比普通商人更强一些。在这里，你就可以指导大多数人去赚钱，这才是快乐，也是最高贵的快乐。”

黄骏被他说得哭笑不得，他觉得古长书既是在抬高他，也是在强迫他，反正就是要他为金安市做些事。

古长书管市办企业，卖出去了一个针织厂，古长书就不急了。他不喜欢做美梦，不指望在一夜之间把市里的所有企业都搞好。其余几个，比如缫丝厂，制药厂，他都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改组改制。他确定的原则是，力争在两年内，让大亏的企业小亏，让小亏的企业不亏，让微利的企业盈利。他还有没有高招？有。他相信天下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有解决不了问题的人。他的脑子还在不断产生新的东西。但他觉得，从政者的智力跟其他人的智力不一样，所在的职位决定了智力使用的力度，使用过甚，就会造成破坏性使用，导致智力资源短缺。如果你要永远保持旺盛的政治生命力，永远觉得有用不完的聪明才智的话，一是要保护性地适度开发，不能竭泽而渔；二是要不断充电，让肚子里有足够的知识储备。许多时候，智力就是智慧，它像一盏明灯，照耀着你的人生道路，也照耀着你的政治前程。要是造成破坏性的开发，不仅要江郎才尽，更重要的你就面临着走进黑暗的可能。当官的人嘛，总是想越当越大，他不买官，也没钱买官，不凭关系，没有后台，就只靠自己的能力硬干，作为一个副职，必须给自己留有足够的后劲和余地，必须从智慧上保护和培育自己。

古长书清楚，从县里到市里，他都是一个备受关注的人，像贺建军、刘市长、黄骏、陈局长他们，确实希望他大有作为。像大明县的周县长、工业局的何无疾他们，则是在冷眼看世界，人人都说你古长书有本事，倒要看你能卷起几尺波澜。特别是何无疾，古长书原本跟他没什么交道的，只是因为是同事，都是工业局副局长，所以工作上或多或少有点联系。平时见面都是点点头，一笑而过，只有开会时才会说几句话。可古长书就没想到何无疾会跟他过不去。那天古长书急匆匆地上楼取一份材料，过道上遇到何无疾。何无疾见他匆匆忙忙的样子，说：“二局长，又有什么新动作了？”问得古长书一愣神。几秒钟后，古长书才含糊其词地说：“没什么没什么。”古长书觉得这人真怪，凭什么这样称呼他？二局长是什么意思？不就是把我当成你的假想敌吗！

见古长书语塞，何无疾很得意地笑起来，一脸嘲弄的样子。古长书倒是没生气，和颜悦色地说：“何局长，我还嫌老二这个名字不好听，咱们换一下，你当老二算了。”何无疾说：“你舍得？这可是政治地位。”

古长书找到陈局长，对陈局长说，以后局里的文件中，涉及领导排名的，按照陈局长、何无疾、古长书的顺序排。陈局长异样地看着他，说：“长书，你这是怎么了？”古长书说：“老二多不好听啊，好像是骂人的。”陈局长说：“你开什么玩笑！”古长书没有讲何无疾对他不满，在背后说风凉话的事。古长书只是一本正经地说：“我说的是真话。请求你以后把我排在何无疾后面。”陈局长一笑，说：“是他对你有看法吧。说说看。”

古长书还是没有说。只是说这是他自己的想法，何无疾比他年长，比他资历老，应当排在他前面。古长书不说实话，但陈局长还是猜出八九分了，陈局长说：“你知道何无疾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吗？”

古长书摇摇头。陈局长说：“叫何凯歌。”古长书不明白陈局长要说什么。陈局长又说：“你知道上一任工业局长叫什么名字吗？”古长书还是摇摇头。陈局长说：“叫胡凯歌。”

陈局长告诉他，何无疾从参加工作就在工业局，工作不久就想当科长，前任局长胡凯歌因为没提他，何无疾对他很有意见，暗地里骂“胡凯歌是我儿子”。何无疾添儿子后，就真的起名叫何凯歌。儿子开口说话后，何无疾为了故意气胡凯歌，便把儿子带到局里来，大声逗儿子玩耍：“凯歌，叫我爸爸！”凯歌就奶声奶气地叫他爸爸。“何”“胡”同韵，何凯歌听上去就像胡凯歌，何无疾很是得意，好像占了很大便宜似的。公民有姓名权，胡局长听说后只能生闷气，奈何他不得。后来胡局长调到人大去了，现退休在家养老。跟他同名的何凯歌已经是少先队员了。

陈局长讲了这件事，提醒古长书说，何无疾可是有背景的人。金安原是地区行政公署，地改市之前，何无疾的岳父原是行署副专员，他手下的秘书们干事们现在都是实权人物，因此不可小看了何无疾的能量。遇到他的大小事情，总会有人站出来为他说话。这种力量平时很隐蔽，关键时刻就显现出来了。何无疾业务素质很差，之所以提拔为工业局副局长，就是背后打招呼打出来的。

古长书听后想笑，觉得何无疾这人还挺幽默的，骂局长是儿子又不明骂，便用自己的儿子作为局长的影子和替身，这也太拙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