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建军突然来金安市了，他没带司机和秘书，也没用自己的专车，是独自一人乘坐火车来的。下榻后，就给古长书去电话，约他进行一次秘密会谈。贺建军提出，不要在家里，也不要在单位，就在他下榻的宾馆里。古长书笑他，什么事搞得这么神秘啊？贺建军说，外面不方便，宾馆里清静一些。

原来贺建军是要请古长书帮他出个点子。贺建军说，大明县城关镇镇长唐山，就是金安市公安局长唐浩的弟弟。这个人，群众对他意见非常大，每月不足千元工资，他老婆又没上班，还有个上中学的儿子，却在金安市和大明县买了三套房产，价值近六十万元，不少群众举报过他，去年纪委立案调查过，可只查出收受他人贿赂一万多元，仗着他哥哥唐浩的势力和他本人是镇长的地位，大多知情人不敢说实话。让他退还了一万多元，写了一份检讨，这事就不了了之了。贺建军说：“长书，今天找你，就是要你给我出个主意：我要坚决把这个蛀虫从干部队伍驱逐出去，你看怎样才能干得很漂亮？”

古长书听后一笑，说：“贺书记，你是县委书记，他又有受贿实据，把他免了不就行了？哪怕他受贿一百万，只落实了一万多，按照中纪委的有关文件精神，参照外地做法，也足以把他这个镇长免掉了！”

贺建军说：“这不就便宜他了吗？好多贪官污吏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就因为这个。你查出来的只是他贪污受贿的若干分之一，你把他免职了，他还是干部，还要拿国家工资，他就很划算了，就等于当初没有提拔他。本来就够判他十年牢狱，却只落得个免职的处分。他所受贿的收入，也足足够他受用一辈子了！”

古长书说：“重新让纪委立案，加大查处力度，把他受贿的全部情况都查出来。怎么样？”

贺建军直摇头：“不行。案子已经了结了，已经弄得不痛不痒的。如果重新立案，会造成许多矛盾，如果不能掌握新的证据，还会影响党委和政府的威信。”

古长书想了想说：“要把唐山这种人清除出党，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通过量的积累使他彻底达到质变——这就是积恶。你可以把他放到一个最容易发生腐败现象的岗位上去工作，先让他疯狂敛财，然后就让他一枪下马。大明县交通局不是有公路建设项目吗？让他到交通局当局长去，而且就让他当公路建设总指挥，他这种人是耐不住寂寞的，那里金钱诱惑多。”

贺建军说：“这是一个办法，但有风险。我不能拿国家项目作为代价。”

古长书说：“不会有损失的。唐山这人，他会认为刚刚经过纪委的调查，你把他放到交通局这样重要的岗位上，你是在重用他，以前的事也就一了百了了。如果他明智，他会把这个公路建设项目做得很好。说明这人还不是太贪。反过来看，如果他确实是个贪官，放在新的岗位上他会更加为所欲为，狐狸尾巴很快会露出来的，那么他的末日也就到了，新账旧账一起算！如果他看不清真相，看不清前面就是火坑，这也就推了他一把，让他尽早‘进去’。公路建设的腐败环节往往出在前期的招标投标上，所以他要暴露就很快，这也不会给公路建设的质量和进度造成损失，如果以此抓出一个贪官，也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贺建军反复琢磨一番，觉得古长书的思路不错。他拍了拍古长书的肩膀，说：“好，就这么办！但我猜想，他会走第二条路。”

古长书说：“在用人问题、反腐问题上，我们应当去做一些大胆的试验。即使失败了，也有探索的价值。可我们为什么缺乏必要的勇气？原因就是怕乌纱帽丢了！”

贺建军说：“在治吏反腐的事情上，我还真是佩服雍正皇帝。雍正的政策是：死了也不放过他！雍正四年，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受贿、亏空案被参而畏罪自杀。可贪官死了，钱还留着，便下令找他们的家人算账！雍正指出，这些家伙自知罪大恶极自身难保，就想以死抵赖，牺牲性命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雍正就抓住这种侥幸心理，绝不让你以死保财。”

古长书说：“雍正是靠人治。可是，从人治到法治是有个过程的。特殊情况下，必要的人治是需要的。任何法律都是人制定的，人治形成经验，法治形成规则，没有一定程度的人治，哪有法治？”

贺建军说：“是啊。可我们又不能靠人治，只能靠法治。可有的问题非常怪，既不能依靠法治，也不能依靠人治，就只能依靠智慧了。既要使我们的改革措施具有探索性和独创性，又不要轻易把官帽子丢掉。我想，只要我们站在为了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立场上办事，一般说来还是不会有大问题的。如果出发点不对，那么改革便成了幌子。”

这天晚上古长书没有回家，跟贺建军在宾馆里聊天。晚上八点多钟的时候，左小莉专门带着孩子来看望贺建军，以前同住一幢楼，她跟赵琴又是同事和朋友，听说贺建军来了就要看看，还拎了一些吃的东西。贺建军说：“小莉，今晚古长书就待我这儿了，你没意见吧？”左小莉说：“两个男人在一起，就有那么多的知心话说不完？”贺建军说：“工作啊。要不是有事，我就到你家吃你做的饭了。”左小莉说：“那你明天去，我给你做好吃的。”贺建军说：“明天我就回去了。”坐了一会儿，左小莉说：“你们聊吧，我不耽误你们。”说完就拉着儿子要走，古长书和贺建军把他们母子俩送到电梯口。

贺建军进屋就钻进了洗澡间。他说这几天好忙，每天晚上回家，倒在床上就呼呼大睡了，真是没时间好好洗澡。古长书说，“那我给你搓搓背吧？”贺建军说：“你会吗？这要技术的。”古长书说：“我经常给父亲搓背的，从小就练过。”贺建军就放了满池的水，将身子在里面浸泡了几分钟。古长书就进去给他搓背。贺建军越发胖了，古长书搓起来就像对着儿子的气球。古长书很感慨地说：“贺书记，你看你，满山遍野都是肥沃的土地啊！”贺建军嘿嘿一笑，说，“你也真是的，既要说我胖，又要说我脏，明说不就行了嘛，这么婉转干什么？你都含蓄得酸溜溜的了！”古长书认真地给他搓着背，说：“要说当领导，胖一点才更加威风凛凛。”贺建军说：“不敢再胖了。我还真羡慕你，光吃不长肉。”古长书说：“我一直是一百四十多。想胖也胖不起来。”贺建军说：“你就像有一类隐蔽的贪官一样，一直在贪，一直在潜伏期，始终人模狗样地在台上，直到死了也不犯事。”古长书说：“不过也是极个别。”贺建军说：“当然只能是个别，多了不是完了？”

古长书也洗了个澡，然后两人对床卧谈。本来是躺下去的，说着说着兴奋了，又坐起来，边抽烟边聊天。两人探讨腐败问题，也谈官场中的奇闻怪事。古长书嘱咐他，一定要吸取一些贪官外逃的教训，他们攒足了钱就跑到国外，要抓回来就很困难了。即使抓回来，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大的。当然，唐山不会是什么巨贪，职务低，又在一个穷地方，没有大量资金让他贪的。其实那些出逃的贪官，当地政府并非没有察觉，都是有一些反映的，只是苦于各种因素没有下手，或者是没有足够的证据，或者是还没来得及下手就跑了。对待唐山这种小贪官，他的危害跟巨贪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能小看。

快到十点的时候，电话突然刺耳地响起来，是市公安局长唐浩找贺建军的，说要来见见他。贺建军只好答应。放下电话，贺建军说：“我今天到市里来，谁都不知道。唐浩怎么知道我住这里？”古长书说：“公安局长嘛，有侦查能力。他找你肯定有事了，我还是回家吧，回避一下。”贺建军觉得很好笑，刚才还在谈论唐山的事，他哥就找来了。“我跟唐浩从来没打过交道，只是开会时见过面。”两人一边说，一边穿衣服。古长书说：“交个朋友也好。”贺建军说：“他找我嘛，八成是为他弟弟唐山的事。”

古长书离开宾馆一会儿，唐浩就来了。果然不出所料，他就是为他弟弟唐山而来的。不知道唐浩是仗着公安局长的面子，还是性情直爽，抑或是把贺建军当成了朋友，在寒暄了几句之后，他就直截了当地提出请贺建军多多关照一下唐山。贺建军马上想到去年唐山给他送钱的事，贺建军退回去了。唐浩说：“唐山这人，当个城关镇长也不容易，工作能力还是有的。有人不服气，就暗中搞鬼，诬告陷害什么都干。所以还惊动了纪委，听说还查过一回。”

贺建军说：“是查过。不是已经结案了吗！查清了就没事了，他没什么问题的。”

唐浩说：“今天专门来拜见你，就是想请你帮忙，能不能把他挪一下位子？别让他在城关镇当镇长了。那地方太复杂。像我弟弟那种老实人，待下去只有吃亏的。”紧接着唐浩强调了一句：“今后你有什么事，赴汤蹈火我老兄都在所不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