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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迁物货法

贸迁物货的含意是买卖物货，使物货通流，物价稳定。熙宁七年，当宋神宗听说市易务“收买货物，有违朝廷元立法本意”，而从王安石口中又难以了解真实情况时，夜下手札，令市易务的上级长官——权三司使曾布调查，这就是在王安石变法中掀起巨大波澜的“根究市易务违法案”。在调查中，魏继宗说：“主者(指在京市易务提举官吕喜问)多收息以干赏，凡商旅所有，必卖於市易，或市肆所无，必买于市易。而本务率皆贱以买，贵以卖，广收赢余。”曾布对宋神宗说：“诚如此言，则是挟官府而为兼并之事也。”[46]市易务买卖应以自愿为原则，“抑兼并”是为了平抑物价，故市易法也称“平准法”。市易务垄断市场违背了市易法。曾布在根究市易务违法案时，曾论及市易法的主旨：’

天下之财匮乏，良由货不流通；货不流通，由商贾不行；商贾不行，由兼并之徒巧为挫抑。故朝廷设市易司於京师，以售四方之货，常低昂其价，使高于兼并之家，而低于倍蓰之直，而官不失二分之息，则商贾自然无滞矣。虽然，宫中非觊利也，特欲抑兼并耳，必也官无可买，官无可卖，即是兼并不敢侵谋，而市易之法行也。今吕嘉问提举市易，乃差官於四方买物货，集客旅，须候官中买足，方得交易。以息钱多寡为官吏殿最，故官吏牙人惟恐裒之不尽，而取息不夥，则是官中自为兼并，殊非置市易之本意也。[47]

市易法的主旨，是遇价贱增价买进，价贵则低价卖出。此价高低是与当时市价相比较而言，按市易法是“出入不失其平”，既不亏蚀本钱，也不谋求赢利。虽然市易务“售四方之货”，但并不觊觎交易利润，而是为了抑制兼并之家垄断物价、侵谋细民。所谓“必也官无可买，官无可卖”，即是经过市易法调控，商货通流、物价平稳，达到市易务不用再买卖物货的理想境界。吕嘉问把市易务办成“贱以买，贵以卖”的官营买卖机构，强迫客商把物货卖给市易务，这样，商户只能从市易务赊买物货，从而扩大赊贷额，提高市易本钱的发放率，市易务可获取更多的利息，此即“惟恐裒之不尽，而取息不夥”的含义。

市易务违法强买强卖是很普遍的。监楚州市易务王景彰“榷买商人物货”，然后“立诡名籴之，白纳息钱，谓之干息”，即假借他人之名从市易务赊买，让没有赊买的人白出息钱。“又勒商贩不得往他郡，多为留难，以沮抑之”。王景彰及“干系官吏”因此受到处罚，“其违法所纳息钱”退还原主。宋神宗还诏令杭州、广州等市易务“勘会违法事，许令自首改正”[4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四元丰元年十一月乙酉条载：

诏：“闻熙河路商贾所至州军，并市易司权买，令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司李稷体量。”后稷言：“熙、河、岷州、通远军等处商贩匹帛等，经制司实令市易务拘买。”

成都市易务提举官韩玠“以灵泉小县收息增羡，遂督诸县以灵泉为比，务令多得息钱。”要想多得息钱，就必须多筹措发放本钱，而不用关心该本钱是否投入商业营运。此类“以户口比较息钱”固的方法，必然使市易法成为苛政。

市易务从事商品的贱买贵卖，其批零收入不归国家财政，而由市易务官吏支配。市易务实现“贱买贵卖”的前提，是市易务官吏捷足先登，动用市易务本钱，从客商“贱买”物货，再批发“贵卖”给本地商人零售。在此过程中，本应由“贱买”物贷的市易务官吏承担的赊贷本息，全部转嫁到零售商户身上。零售商户只能从市易务批发物货，可提高本钱发放率。只有把本钱都贷出去，才能回收足额的利息。市易务官吏为了获取批零差价，扩大赊贷额，转嫁赊贷本息，强迫商户“必买于市易”，使市易务成为“挟官府而为兼并”的市场垄断机构。

市易务垄断客商物贷，必然产生压低价格以获取垄断利润的弊端，而价格太低，客商不至，又会引起物价上涨，损害债务人和消费者的利益。例如：东京酒户岁用糯米三十万石，在京市易司“榷籴糯米，以贷酒户收息，犯者听人告，赏钱至三百千，米没官。”客商以官籴价贱，不再贩运。“又至(值?)岁俭，京师糯米价益高，本息钱厚”，酒户难以承受，熙宁八年，“诏：酒户贷市易司糯米，自去年中限至末限息钱并减半。”[50]减少息钱虽可减轻债务人负担，但客商不至，米价高企，高价赊贷就不能消除。次年二月，提举市易司“欲选官往出产处，预给钱，至秋成折纳”[51]，意欲低价购买糯米，未获成功，十一月即罢。酒户高价赊贷糯米，增加了酿酒成本，酒价高，销售不畅，造成酒户无力还贷，最终会阻滞市易法的推行，这是市易务降低酒户息钱和欲购买低价糯米的原因。

熙宁四年，“上批：‘零卖熟药宜罢，恐太伤鄙细，四方观望，有损国体。他事更有类此者，亦与指挥。’时太医局卖熟药，而市易司出钱买之，复使零卖，故降是诏。已而执政进呈不行。”[52]本来太医局熟药直接卖给药行铺户，市易务却把太医局熟药买下来，再以赊贷方式批发给行铺户。神宗欲罢市易务买熟药，但在王安石等人的反对下，诏令未能颁行。市易务涉足了不少“细碎”商品的买卖，宋神宗对此大多持反对态度，而王安石却纵容之。

总之，通流物货、平抑物价是贸迁物货法追求的理想境界，在实践中，贱买贵卖虽属违法，却很难稽查，即使查明了也不可能禁止。强买强卖虽可稽查，也做过处理，但强买强卖与贱买贵卖如影随形，难以禁止。市易务“贱买”的物货如不转卖给行铺户，赊贷本息就由市易务官吏承担，这是强买强卖产生的原动力，并成为导致民户破产的重要原因。元丰元年，“都提举市易司请货滞於本司者，听临时依时价转易，如亏元直，即於每年比较桩留准备失陷钱豁除。从之。”[53]市易务如不强卖赊不出去的物货，只有上报朝廷，亏折本钱变卖，这种影响官吏政绩的方式，市易务一般是不会采用的。

宋在沿边州郡屯集有大批紬绢，作为籴买军储粮草的本钱。熙宁七年，“知大名府韩绛言：‘本路安抚司累岁封桩紬绢，或致陈腐，乞下转运司用新绸绢或钱银对易，或依市易法令民户人抵出息，其余经略安抚司封桩物亦乞依此。’从之。”[54]把即将“陈腐”的紬绢赊卖给民户，不强制是做不到的。

债务人不能还本付息、造成钱本流失，在市易法实施之初就已产生，且越来越严重。然而，从熙宁五年到元丰二年，八年间在京市易务官却年年因完成息钱、市例钱定额而受到酬奖，本钱流失似乎从未发生，也未产生任何影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七十七载：“中书言：‘市易务收息钱、市例钱总百三十三万二千余缗，法应酬奖。’诏：提举官金部员外郎吕嘉问、太子中允吴安持各过一官，升一任，赐钱三百千，嘉问更减一年磨勘，监官以下等第推恩。”此为熙宁八年八月至熙宁九年七月收入之数，其间本钱为五百万缗。《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二六载次年(熙宁九年八月至熙宁十年七月)“市易本息、市例钱帐，岁收缗钱七百三十九万七千有奇”，其中“本五百八十七万八千七百八十七贯七百三十五文，息一百四十三万万三百五十一贯四百一十二文，市例九万七千九百九十二贯三百六十九文。”市易务官获得酬奖的条件是：按市易本钱全额发放计算，息钱和市例钱收入不低于22％。从理论上说，市易本钱不可能全额发放，即使全额发放，本息也不会毫不流失，而这二年的市易息钱均多出应收数二十万贯左右。

从王韶设通远军市易务始，就诏令“市易司息钱别封桩”[55]，每年市易息钱“封桩听朝廷移用”[56]已成制度，朝廷将市易息钱纳入可支出帐，随时调拨他用，即使仍由市易务掌管，也明令充下年度本钱。市易息钱是每年要上缴朝廷的实帐，那么，在市易息钱根本不可能全额回收的情况下，市易务要足额上缴息钱，只能将其他收入如罚息、贱买贵卖的营运收入充息钱之数。市易本钱始终处于全额出贷状态，虽有流失，却仍挂在帐上，只要每年息钱如数上缴，就无法稽察。为了提高政绩，得到酬奖，那些无法追回的呆帐、死帐，帐面上并未显示。到罚息和贱买贵卖等收入已不能弥补本钱大量流失造成的亏空时，这些呆帐、死帐就会全部暴露，市易法的成功就会嘎然终结。元丰三年废罢结保赊请法，大规模缩小契书金银抵当的规模，就是市易本钱流失殆尽的明证。市易务贱买贵卖、强买强卖的违法行为，多次有人告发，却始终未得到处理，这与市易法存在重大的法律漏洞、市易务官追求酬奖有很大关系。</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