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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864年后，基督教伦敦会又在养正学堂的旧址上重新建起了新学书院，该校初为大学学制，教学及教材皆为西式，教师多由英籍人担任。虽然没正式设体育课，但课外体育活动以足球为最盛，教师中的足球好手亲自传授，并经常临时凑队与英兵营球队交手。时尚蓄发，故有“辫子足球队”之称。这是现代足球光临津门的萌芽。现代足球在津门兴起，不仅见证于新学书院，而清室八旗子弟也聚众习之。同时，在《清续文献通考》中叙述北洋水师学堂的课程时讲到，1881年北洋水师学堂的体育课中就没有足球一项；而在1886年时的天津武备学堂，也把足球列为体育课的内容。这就说明，足球不单是学生的业余体育活动，早已纳入正规教学，作为正式课程来传授了。此后，北洋大学、南开学校、各官立中学，相继开展了足球活动。

1900年以后，足球冲破了教会学校垄断的局面，有了校际间的友谊赛和全市性的学校足球大赛。1907年，新学书院改为新学中学，新学的“辫子足球队”从1905年至191O年，连续五年蝉联全市学校足球赛冠军，黎宗尧就是其中的一名好手。后来，新学中学又陆续培养出全市和全国闻名的射手袁庆祥，号称“袁三响”，优秀守门员丁煦春，号称“铁门丁”，以及后起的能攻善守、身怀绝技的孙思敬，号称“镇三山”和锋线快马赵洪林等。袁庆祥踢右后卫，脚头特别硬，人们都叫他“袁三响”。他用脚的外侧运球能顺着边线一直踢到前边的右翼，既不出界也不会被人抢走。他踢凌空球一般不超过10米，很少踢高球，有力和准确是他最大的特点。丁煦春是守门员，因为他把大门把得牢固，人们送他个外号叫“铁门丁”。他的基本动作全面娴熟，扑、跌、滚、抢、抱，无所不能。这些人都曾代表中国足球队参加过远东运动会的比赛。袁庆祥还连续保持两届远东运动会的跳高冠军，丁煦春得过远东运动会撑杆跳高第一名。当时学校并不提倡足球运动，只有少数足球爱好者组织起来的球队，利用课余时间、假日勤学苦练，当年这些优秀运动员的锻炼也是非常辛苦的。据那个时代踢过球的黎宗尧大夫介绍，那时不用说在社会上，就是学校里也不提倡足球运动。运动员喜好这项体育运动，就全靠自己琢磨着练习。袁庆祥在学校的时候，买不起足球鞋就穿着布鞋踢，有时把脚踢破了还坚持着练。新学书院有些运动员放假也不回家，凑在一起踢球。虽然当时有的运动员踢得很好，有的比赛踢起来也讲究配合，但是整体而言，那时讲究个人技术，而不重视集体配合，一个人单枪匹马带球从这头带到那头去射门，在比赛中是常见的。

特别是1919年南开大学成立后，南开足球日盛，学校足球的优势便较移到南开，在全市学校足球赛中取代了新学书院的地位，并多次多次获得全市足球公开赛的冠军，培养出大批足球人材。闻名的足球高手傅信秋，金阿督，刘世潘等，都出自南开，多次代表天津，河北，华北参加地区性和全国性的比赛。此间，足球运动已突破校园扩大到社会其他阶层，在工人群众中日渐活跃，自发的工人业余足球组织和球队开始涌现。到1920年以后，天津市的足球运动中心逐渐学校转移到工矿企事业，主力由学生转向工人，并日趋代之。由于河东有开展足球运动的得天独厚之条件，工人开始足登上绿茵赛场，成了与洋人较量的主力军，河东也逐渐演变成“足球之乡”。这一时期，工人业余球队如雨后春笋，期间足球的热心者纷纷成立业余足球组织，几乎各区都有。最有影响的是河东赵壁臣，他联合同仁出资在大王庄，大直沽一带修建了两个球场，并成立“振津足球会”。中纺一厂厂长葛涤尘和福利股长彭肇恢足见了有名的中纺一厂足球队，修建球场，推动工人足球发展。最有名和贡献最大的要算北宁铁路局的马一民，他热心提倡，东奔西走，任劳任怨，难能可贵。在1928年建队的北宁对的基础上，他广揽足球人材，又于1931年重整北宁队。于是，北宁对异军突起，一跃而成为津门足坛上的霸主，为天津足球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三十年代的天津足球活跃空前，大小竞赛多种多样，名目繁多。最能反映当时足球水平的是“万国杯”足球赛，“爱罗鼎杯”足球赛和埠际足球赛。这些比赛是由洋人操实权的“天津足球协会”举办的，协会五名委员中只有南开大学的候洛荀一名。华人成立“天津足球协会”后，候洛荀任足协主任操办华人的足球赛，与洋人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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