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中华抵达镇江的第二天，蓝蔚雯才姗姗来迟。同样是四品道台衔，蓝蔚雯既无粮饷，又无“枪杆”，相比周中华而言，可谓人微言轻，不值一哂。周中华也懒得和他计较以往的恩怨，蓝蔚雯更是着意趋避于他。

又三天后，沪军水师已经停锚镇江江面，与太平军战船相对峙；周中华的陆营和火炮营也拔寨进军，逼近镇江西南。

虽然此前曾多次击溃清军进攻，太平军镇江主将殿左检点吴如孝并未有一丝疏忽大意。在得知清军又增添了一支生力军后，吴如孝密切关注着清军调度的情形，各路细作遍出，对于周中华的沪军更是倍加留意。

然而令吴如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周中华抵达镇江外围后，居然按兵不动；清军水师的铁甲战舰更是远远锚泊，停泊在金山、北固山炮台射程之外。

这个周中华，葫芦里面究竟卖的什么药？半壁山一战后，周中华已非默默无闻，此人能击败陈玉成，虽然有些侥幸，但亦绝非等闲之辈，吴如孝丝毫不敢大意，谨慎小心，加意防范。

忽忽又是一个月，非只周中华，便是原先的清军也都偃旗息鼓，只是将镇江城团团围困，未曾发起攻击。这一来，吴如孝有些坐不住了，重围之下，粮道受阻，粮草不济，兵家大忌。

陆路粮道不通，只有从水路想办法，好在有金山、北固山炮台的威胁，清军水师不敢逼近，粮船还可以南北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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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半月，粮船顺畅的往来于长江南北，太平军对此也已习以为常，检查盘问渐渐松懈。

这一晚，几艘插着太平军军旗的粮船从江北南渡，缓缓进入了金山和北固山的射程之内，接受炮台守卫的例行盘查。打着哈欠的太平军士兵敷衍公事检查一番，自然一切如常，于是循例放行。

然而就在夜色的遮盖下，这几艘粮船悄悄分成两路，掩到了金山和北固山的背后。一个时辰后，震天的巨响几乎同时从两个炮台传出，黑夜中火光冲天，格外明亮，这正是周中华亲自特训的沪军百人特种兵，伪装粮船，炸毁炮台，牛刀小试，初战告捷。

震天的巨响和冲天的火光如同信号，沪军水师纷纷拔锚起航，“长江号”上的火炮发出雷鸣般的吼叫，持续打击着金山和北固山的炮台。数十艘红单战船，满载着沪军陆营士卒，登上长江南岸，突入镇江城中。

镇江西南门外，沪军火炮营的数十门最新式克虏伯大炮猛烈轰击，已然是赏一品顶戴的总兵虎嵩林攻西门；原刑部主事授江宁知府、记名道员刘存厚主攻南门，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和江南提督和春居中策应，霎那间，清军对镇江城发起了全面进攻。

失去了金山和北固山炮台的翼护，镇江城立刻陷入南北夹击之中，而沪军强大的炮火，迅速撕开了镇江城墙，清军如同汹涌的潮水，呼啸而入。

吴如孝拼死抵抗，终究回天乏术，眼见大势已去，只好组织突围，引残部两千人退往高资镇，且飞檄往天京报警，固守以待援军。

早在周中华开赴镇江之时，太平军本拟救援镇江，孰料清军围而不攻，东王杨秀清乃猜测清军意在“围点打援”，故踌躇观望，未曾轻易调兵增援。

哪知大错特错，清军暗度陈仓，一夜之间攻占镇江，天京东翼屏障顿失，战局突然为之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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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克复江南重镇镇江同时， 高唐州的李开芳也被僧格林沁一举成擒。得知这些战报，咸丰喜不自禁，颁布上谕，僧格林沁即加恩世袭亲王罔替（铁帽子王），许乘肩舆。

僧格林沁凯旋回京后，咸丰御养心殿召见，行抱见礼，赐朝珠及四团龙补褂；后又御乾清宫，接受僧格林沁缴纳参赞大臣关防，赐宴勤政殿，僧王恩遇一时无双，威名震於海内。

咸丰待僧格林沁如此圣眷隆厚，其实道理很简单，一则僧王乃是满蒙贵族，二来僧王彻底剿灭了威胁京师——也就是威胁皇帝的长毛乱匪。想到这两年京畿报警、一夕数惊的日子，咸丰仍是心有余悸。由此，咸丰令僧格林沁率部驻守直隶，拱卫京师，原本命其南下助剿的计划，早已抛在脑后。

表面上自然不能这样说，镇江大捷来得正是时候。咸丰在上谕中道：镇江之捷，朕心甚慰，尔等宜乘胜进兵，克复江宁之日，朕决不食言。

当然，镇江一役的官员人等，也少不得各有升叙。江苏巡抚吉尔杭阿赏正二品衔，赐黄马褂；江南提督和春予骑都尉世职，赐黄马褂；总兵虎嵩林赏提督衔，赐号巴图鲁；周中华则开复一切处分，与刘存厚一并恩赏从三品衔。

如此一来，镇江前线的官员皆大欢喜，江南大营向荣和江北大营托明阿也觉眼红火热，加紧了对江宁的围逼，只盼着能建此奇功，封王封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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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镇江陷落，东王杨秀清急召远在西征作战的燕王秦日纲回师救援；而清军在大捷之后，不免得意忘形，为夺头功，吉尔杭阿故意留周中华驻守镇江，亲率“得胜之师”布防于要道，准备以逸待劳，将长毛援军一举击溃。

周中华自然知道吉尔杭阿的用意，此时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只得忍气吞声，收拾镇江残局，安抚百姓，整顿经济。镇江城数经战事，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百姓早已疲惫不堪，此时周中华妥为善后，抚孤恤寡、赈济施药、恢复交易、维持秩序，立时赢得一片青天大老爷和救命活菩萨的美誉。

哪知在镇江城才充当了半个月的活菩萨，周中华便接到一纸公文，命其率沪军水路四营，即刻返回上海，协同两江总督怡良办理夷务。

周中华不敢怠慢，连忙与奉吉尔杭阿之命接防镇江的蓝蔚雯办了交接，旋即连夜赶回上海。

第三日一早，周中华率亲兵护卫轻骑回到了上海，谒见已经来此的两江总督怡良，这才得知，所谓的“夷务”，竟然是英法美三国已向清廷提出修约！

原来，咸丰四年（1854年）乃是中英《江宁条约》满十二年之期，而咸丰五年和六年，则分别是中法《黄埔条约》、中美《望厦条约》届满十二年之期。

英国公使包令故意曲解《望厦条约》中一款“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复援引所谓“最惠国待遇”之约定，伙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麦克莲，向清廷提出全面修改以上陆续届满十二年之期的三个条约。

接触首先从广东开始，包令将此修约的要求照会两广总督叶名琛，并希望进行谈判。怎料这个叶名琛不闻不问、不置可否、不表态也不上奏，包令的照会如同泥牛入海，全无消息。

包令与布尔布隆、麦克莲会商后，决意效法鸦片战争故事，北上大沽口，直接与清廷中枢谈判，于是率英法两国战舰连樯北航。

消息传出，咸丰又急又怒，指示两江总督怡良即赴上海，劝阻洋夷北上，只可在上海接洽谈判。

怡良得到这份上谕，犹如接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叫苦不迭。自道光末年办理夷务以来，轻重庶难把握，如琦善等主和者，除了事后会背黑锅外，更会招致清流物议，留下骂名；而主战如林则徐之流，也少不了开衅战事的罪名，罢职严遣，乃至流放伊犁都算好事，就怕如同关天培、葛云飞那样，死在战场上……

怡良思前想后，苦无良策，最后一个幕僚献计：“所谓驭远绥边，无非战守和之策，大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求胜算但求自保……。”讲明了方略，指点出一条明路，便是调集一支精锐之师，护卫怡良。明为不可示弱于洋人，以作防备，实则是保护大帅吃饭的家伙。

怡良深以为然，只是此时江宁战事紧张，江南江北大营都不敢轻易调兵，至于抚标兵更是虚有其名。想来想去，只有周中华的沪军，虽是新军且人数不多，但善战之名众所周知。尤其是周中华本人，曾经出洋海外，能说洋人语言，颇通夷务，素有干才，正是此次谈判的力助。于是一纸调令，十万火急，将周中华请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