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清早，容闳与伍元武等人乘一艘“永和行”的商船来到天字码头，此前方亚明已连夜将“亚罗号”上的货品卸驳，因此交割颇为顺利。

收下这艘船后，容闳请伍元武指派“永和行”的船夫将“亚罗号”拖到珠江口外，伍元武也遵照办理。

到了一处人烟稀少的江边，容闳从怀中取出一封周中华的亲笔密函，请伍元武过目。伍元武接过来一看，周中华在这封信中恳请自己相助容闳，销毁这艘名为“亚罗号”的商船，至于理由，则说是某种“祈福禳灾”的魇胜之术。

伍元武内心实不以为然，抬头再看容闳，也是一幅苦笑无奈的表情。

伍元武沉吟半晌，终于吩咐船夫凿破“亚罗号”底舱，将船沉于珠江之中。众人虽然惊诧莫名，但“永和行”向来规矩森严，船夫们不敢异议，一一照办。

看着“亚罗号”渐渐沉没于波涛之中，伍元武微微摇头，短叹一声，容闳极是尴尬，忙用话茬开：“世伯久在南粤经商，见闻广博，这魇胜之术却也不可不信。”以他这中国第一个出洋留学之人，说出这种话来，实在是违心之至。

伍元武哂笑道：“容先生乃饱学之士，莫非真的相信世间有鬼神之说、魇胜之术？”

容闳脸色绯红，支吾不言。

伍元武叹道：“我等庸庸百姓、愚夫愚妇，相信这些却也罢了，可叹朝廷的封疆大吏，居然也迷信鬼神，惟知扶鸾降乩，这大清的江山，唉……。”

容闳奇道：“惟知扶鸾降乩？世伯所指何人？”

“就是现今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叶制台。”一旁的“永和行”老管事徐念东代东家答道。

“果有此事？还请世伯详细告知。”容闳颇有些惊讶。

伍元武意兴萧疏，道：“老汉有些乏了，徐管事知之甚详，就请他说与容先生听。少陪。”作一揖后踱步进入船舱。

那徐念东素有“说书人”的雅称，东家既然有吩咐，于是将叶名琛的一些掌故新闻一一告知容闳。容闳久在海外，回国后又寄居上海，对于两广之事知之甚少，此时加意询问，徐念东有问必答，非但如此，还前五百年、后五百年，添油加醋，将广州这数年来的形势和盘相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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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之前，外国商人来华贸易一向居住在广州城外的洋馆。清道光二十二年《江宁条约》签订，其中虽有英国人可以在五口居住、贸易的条款，但没有准许英人入城的约定。道光二十四年，英国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德庇时肆意曲解《江宁条约》，恃强要求入城，由此引发了长达十余年的“广州入城争端”。

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鉴于阖城百姓坚拒英人入城，群情激愤，为防酿成巨变，因此致信德庇时道：“本大臣与贵公使，心心相印……同心同德……入城一节，……并非本大臣别有意见……无如众志甚坚，牢不可破……若强行势迫，诚恐激起事端……此中为难之处，不独上帝可以鉴察，贵公使应亦谅及苦衷也”。这份书信中，耆英以一国之地方大员，而与异国公使“心心相印”，甚至以他国之信仰 “上帝”来起誓，极尽卑躬屈膝之词，实为外交史上所罕见。耆英最后乞求德庇时宽限时日，俟其说服士绅，疏通民情，再行进城。

哪知德庇时根本不为所动，更谈不上“心心相印”（忽然觉得这个词好恶心），接信后即邀耆英到香港，当面以武力恫吓，表示如再不许进城，英国“只可动兵”，别无选择。耆英无奈，只得奏请道光帝：“复查前议条约，并无准夷人进城之说，而稽查历来案牍，亦无不准夷人进城明文，且福州、宁波、上海等处，业已均准进城，独于粤省坚持不允，尤难免有所借口。”道光帝此时唯求太平，所请恩准。

耆英遂于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与广州巡抚黄恩彤联衔贴出告示，准许英人入城，同时还严禁省城内外绅民人等阻挠。告示甫出，立即在广州城中引发轩然大波，随即城厢各处张贴痛斥耆英的揭帖，并表明万众一心，坚拒英人入城：“赃官误国，甘丧廉耻。从夷所欲，天实厌之。倘夷进城，鸣鼓攻之。”更有数千百姓，闻知广州知府刘浔从英船密约回城，纷纷拽带刀械，冲入知府衙门，烧毁衙署及刘浔的公服等，刘浔仓皇越墙遁出奔告耆英。

迫于形势，耆英只得再次贴出告示，拒绝英人入城，并照会德庇时，哀求英人不要入城。德庇时亦慑于广州城内反对之声一浪高过一浪，只好暂回香港。

两年之后，亦即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德庇时率军舰二十余艘、英军千余人，突袭虎门，闯入珠江，泊十三行附近，再次准备强行进城。面对强敌，广州城乡百姓迅速武装戒备，号招“四民人等，务宜齐心杀绝，不准一步入城”。身为两江总督的耆英“心力交瘁”，先是暗地里与德庇时接洽，擅自承诺自即日起算，两年后待民愤稍缓再让英军进城；其后又以赴京述职为由，连夜离开广州。咸丰登基后，追究责任，因耆英在江宁签订城下之盟以及此后办理夷务中，损威丧权，贻害深远，将其夺职罢官。

道光二十八年，徐广缙继耆英任两广总督，英国新加坡总督文翰也接替德庇时之职。文翰于道光二十九年正月，率领军舰抵达虎门口外，要求与两广总督徐广缙会议，履行耆英两年前的密约。

广州百姓闻讯，纷起反对，一时雷动云合，旬日之间，广州城内自发武装组织的团勇便有十多万人，编练队伍、操练战守，严阵以待。与之同时，广州各业商人也“一闻入城之议，不约而同，遽停贸易”，“暂停与夷人交易，所有入口匹头不准私买，即为夷馆开设零星货物亦不准往投”，展开了抵制夷货行动。

徐广缙乃赴英船照会文翰，以广州绅民不允，众怒难犯，拒绝英人入城。文翰本欲扣留徐广缙，斯时珠江两岸十万团勇杀声震天，声势惊人，文翰亦不敢轻举妄动，又为长期停止贸易将使英商蒙受损失，只得以入城问题作为未决悬案，目前不再辩论此事，暂时放弃入城要求，最终放回徐广缙。

其后徐广缙将此次争端经由上奏道光，在奏折中，徐广缙着重道：“婉阻之未必遽开边衅，轻许之必至立起兵端，且阻其进城而有事，则众志成城，尚有爪牙之可恃，许其进城而有事，则人心瓦解，必至内外之交讧。”其意无非是借助民心，以民制夷。

同样是办理夷务，徐广缙的命运比他的前任耆英要好得多，而他的后任叶名琛又比徐广缙风光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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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咸之际，诸多总督、巡抚因疲于应付内忧外患而丢官罢职，尤其是两广总督一职，又兼办理夷务大臣（即五口通商大臣），身处外交第一线。自林则徐、琦善，以致耆英，出任两广总督之前，无一不是能员干吏、股肱之臣，深得皇帝信任，偏偏又都栽在这个炙手可热的高位，流放、革职、弹劾，甚至于斩监候，都是惨淡收场，而获罪因由，无非是办理夷务“丧权误国”。以致道咸之时，大员们对两广总督一职畏之如虎。

这期间，只有叶名琛是一例外。

叶名琛自道光二十八年任广东巡抚，此后加官进爵、官运亨通，咸丰元年，赏加太子少保衔；咸丰二年，叶名琛更是连升三级，先加恩赏给总督衔，再署理两广总督；次年正式升任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

叶名琛年方盛壮，屡受升擢而最终膺任封疆，如此殊荣，实属罕见。究其原委，叶名琛既以翰林清望而深谙官场之道，复以独到的“攘外安内”方略而见宠于咸丰皇帝，使其能数年间简在帝心、屡屡升迁。

叶名琛在内政外交上独到的方略，说白了，就是重内而轻外。

在叶名琛看来，长毛乱匪、会党贼寇，乃是大清国的心腹之患，务必根治诛绝；对于隐藏在民间的乱党，更须除恶务尽，以致于“不论民匪，一律诛杀，宁可杀错，毋庸放过”，每每清军扫荡村舍，肆意屠戮、所到之处，鸡犬不留，如篦如梳。正是由于叶名琛的血腥杀戮，果然使得“长毛望风而逃，不敢入粤省一步”，而叶名琛也穷尽两广之力，输送粮饷，支持朝廷的剿匪大计。

对于洋人，叶名琛则又是另一副嘴脸，他本着“与洋人角力，必不敌，既恐挫衄以损威，或以首坏和局膺严谴，不如听彼所为，善藏吾短。”于是对洋人的照会、请求，采取装聋作哑的鸵鸟政策，每当洋人交涉，一律不闻不问，只在府衙之中扶鸾降乩、求神拜佛。

如咸丰五年，英法美三国公使为修约事宜，请求会见叶名琛，叶名琛扶鸾降乩得到的“神谕”为“必无事”，乃闭门不见，拒不理睬。这才有三国公使乘坐海军军舰联袂北上，意图北犯京师、面见咸丰。若非周中华在上海的缓兵之计、软硬兼施，恰好英法国内政策有变，只怕就此酿成大患。

三国公使折返之后，咸丰对两江总督怡良自然是大加升赏，叶名琛居然因为坚拒夷人、维护国体，也被加封为协办大学士，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如此一来，叶名琛对于扶鸾降乩更是深信不疑，每日必在府衙之中升坛作法，承宣街上的两广总督府，几乎成了乌烟瘴气的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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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念东絮絮叨叨，将这些公案一一告知容闳，不知不觉，众人已经回到了“永和行”之中。容闳与伍元武等刚刚落座，就见伍元武的次子伍汉渊手持一封书信，神色慌张的跑进来道：“父亲，上海的二姑爷周中华出事了，大伯父请容先生即刻转回。”

容闳一个激灵，连忙接过书信观看，原来上海伍氏已经得到镇江战报，沪军统领周中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仅有顶戴花翎被找到，再次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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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节反复多次，主要是考虑要不要写上这一段枯燥的历史资料。只是为了后面的呼应——尤其是关于“群众的力量”，朋友们可以猜一猜，将在何处呼应，最终还是写下了这一段。本章节名为《攘外安内》，故事纷繁，类似这样的历史背景介绍不可或缺，朋友们如有批评、建议，猫儿诚挚欢迎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