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郑晟和莲英来访。

一直在为药店近况发愁的陈济仁，见到两位，心情难得高兴。

聊完近阶段的趣事后，几个人的话题，自然又说到了济仁药店的事情上。

“济仁，跃亭，我是外行，不是很懂。你们药店这么低价卖药，何来的利润，又怎么赚钱呢？”郑晟呵呵笑着，问陈济仁和李跃亭。

“济仁哥，说说你的生意经，让我们也领教一下。”莲英笑着看着陈济仁。

“晟哥和妹子都取笑了。”陈济仁给两位添上茶水，慢条斯理地说。

“不瞒两位，尽管这点时间，药店一直被捣乱，生意不是很好。但综合算下来，药店还是赚钱的。”都是熟人，陈济仁不想隐瞒什么。

“现在说起‘济仁药房’，很多人，包括药厂和药店的同行，第一印象就是药价低。但我想说的是，药价低，其实只是表面现象。药店赚不赚钱，考验的还是药店的综合经营。”

“比如这人力成本，还有这管理模式，就大有学问。我们是新药店，我和跃亭在开药店之初的想法是，要用最少的人力，产生最多的效益。”

“在我们药店，经理下面，都是伙计，不再虚头巴脑地分大掌柜、二掌柜，大伙计、二伙计。这不是让伙计们加班加点，也不是让他们超负荷劳动，是让所有伙计都能将本事使出来。”

“比如，别的药店七七八八需要二十个人干的活，我们这里可能十个人，最多十二个人，就做得过来。因为人手少了，我可以给每个人的月钱都加上去。这样的话，所有伙计都干的很开心。”陈济仁说起这些来，头头是道。

“真有你的。”郑晟哈哈大笑。

“还有，我们的药价这么低，还多亏了福海兄。”陈济仁抿了一口茶，继续说。

“别的药店，药价之所以那么高，很多时候都是逼不得已。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上海药厂进的药，比如说广州药厂进的药，他们往往不是直接从药厂进货，需要转三五次手，甚至是七八次手，才能将药拿到手。”

“这些药每转一次手，药价就要涨一些。转三五次就不得了了，何况是七八次？”

“刚才说到要感谢福海兄，真还不是客套话。他在各地都有自己的生意，在上海，在广州，他都能找到这些药厂的人，我们能直接拿药。”

“我们能直接拿药，这一点，就省去了很大的成本。关键还是，福海兄的生意遍布各地，各种运输的渠道，他都有。这样的话，我们进来的药，成本自然更低。”陈济仁道出了实情。

“所以说，我们不是不计成本、没有利润，也不是故意给别的药厂和药店捣乱。”李跃亭笑着说。

“跃亭说得对。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的是，如果所有的药，从药厂到药店，从药店到百姓手里，中间的这些枝枝蔓蔓，能砍掉的，都砍去，能不要的，都不要，这药价，不便宜都难。”说完这些，陈济仁满脸忧虑。

“济仁，作为外行，我说的这些话，你别介意。从百姓的角度看，你做的这件事，绝对是功德无量的事。”郑晟竖起了大拇指。

“但是，我又说到了但是。你这样做，实在是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杭州大大小小这些药店，就不说了。每一种药的每一个环节，你到底触动了多少人，得罪了多少人，现在看，怕为数不少。”郑晟实话实说。

“晟哥，这件事济仁哥不来做，总有人应该去做。”莲英轻声说，她一直很支持陈济仁。

“济仁哥，这件事比较棘手，你心思缜密，一定想到了解决之道。”莲英恳切地问。

“最好的办法，是赢得同业行会的支持，公启规例，让透明价格。”陈济仁自信地说。

“济仁说得对，有了同业行会的支持，这件事自然就迎刃而解了。”郑晟附和道。

…………

但要想赢得同业行会的支持，又何其难哉！

以中药材为例，药材价格名义上由同业行会评议，但实际上仍操纵在少数大商户手中。

药材行价格，按照传统，由有威望、受信赖的业内人士把握。

第一批山货落行，就要该行开盘（开价）。

先请胡庆余、叶种德、张同泰等大药店经理随带拣货先生来挑选，价格由药行的行面先生和药店经理面议，按品质成数，升成议定。

拣货价格一般比市上普通价格高三到四成。收进价格，一般采取85扣秤和85％－88％扣佣方式议定。

药行利润一般按15％－20％计算；也有按售价加5％一7％的行佣，再给进货单位以85－88扣率和视情况议定销价。拆兑行的价格一般按一、六贯（60％利润）计算。

零售店价格，由饮片组评议会议定，以价目表所列的码洋，按照药店大小，扣实计值：甲级店95扣、乙级店85扣，丙级店75扣，丁级店65扣。实洋一律无折无扣。

而济仁药店想让所有中成药药价透明，对同业行会来说，又是一个新的问题。

自陈济仁和李跃亭提出这个问题开始，汤玉泉和另外几个人，便明确表示反对。

汤玉泉等人给出的反对理由，很简单但也很充分。

第一是，因为在不同的药店，中成药来源渠道各有不同，价格高低在所难免，强行让所有药店都低价销售，很多小的药店肯定会难以维持。

第二是，一味地压低药价，药店赚钱不多，也就请不到好的中医先生。在没有好的中医先生看病问诊的情况下，病人们即便买到的便宜药，也未必是对的药。这样的话，最终吃亏的还是病人，是对病人的不负责任。

这两条反对的理由，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

但在陈济仁看来，这两条反对的理由都不充分。

第一，不同的药店中成药来源渠道不同，这是事实。但透明药价，不等于统一售价。但甲乙丙丁不同等级的药店，在同一等级，完全可以按等级统一售价。

因为在杭州市内，不同等级的药店，中成药来源渠道基本相同，“上游”的拿货价格也基本相同。相同药品按药店等级统一售价，并不会让小的药店活不下去。

第二，药价透明，并不等于药店赚不到钱。再者说，药店是不是有知名的中医先生坐诊，坐诊的中医先生按照病人的病情开出药方，是独立于药店药价透明之外的事。

最关键的是，在陈济仁看来，透明药价的目的，是为了让所有的药店，都能更好地生存下去。

比如药业价目参差、货物不一，这是事实；同业取巧争奇、亏耗殊甚虽是偶发，但恶性竞争时常让一些小的药店活不下去，也是事实。

药店都能很好地活下去，百姓能买到便宜的药，能被很好地治病——良性循环的过程中，药厂也能买到透明价格的中药材，生产出更多的好药。

这实在是多方受益。

所以，重新公启规例，大有裨益。

但陈济仁的建议，很难说服所有人。

利益面前，最见人心。

因为所有人都有着自己的小算盘，所有人都看重的是眼前的利益。

尽管有研究称，清末至抗日战争前，杭州的中药经营额均较稳定，一般都有盈利。

如胡庆余堂在清宣统二年（1910）营业额达34．02万元，纯盈利1．09万元，民国二十三年（1934）营业额59．65万元，纯盈利1．05万元。

但问题是，谁会拒绝赚更多的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