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先后认识他们俩的。这先后仅隔一礼拜。我在美国生活的这些年，变成了一个爱搭讪的人。什么样的人我一搭就能搭上：巴士司机、狗发型师、越战老伤兵、长跑者、遛狗人。那一阵我在好莱坞混电影编剧的事由，常去三号街。我就在三号街和他俩先后搭上讪的。

三号街也叫步行街，不长，一公里光景。我就在这同一地点不同时间反复见到他们。现在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他们在反复错过彼此。

我相信，错过是一种编结形式。你交错过来，我交错过去，你进、我退，你前匐、我后仰。你们看，完美的舞伴以最巧妙的错过编结他们紧密相连的队形。

我和他们搭熟了后，他们把身世一点点告诉了我。我发现错过使他们在相遇之前，两人的背景就已编结起来。

下面，我就把这两个人介绍给你们。

三号街等于北京的天桥。不到一里长的马路上，每个人都做着他自己拿手的一桩事，并以它挣钱。他们不知道大洋彼岸的中国人管它叫做“卖艺”。他们都不这样看事情，不带古老的成见来命名任何事情。因而毛丫来到此地头一个忘却的概念就是：她其实是个卖艺的。

毛丫在傍晚六点准时到达步行街。她的摊位在街的中段。她得走过七、八个摊位才能抵达。头一个摊主总是吸引最多的人。他是个九岁的男孩，夏威夷或索莫娃人，像所有的美国胖儿童一样长着婴儿的圆脸蛋。有人说他实际上有十四岁了。但他父母发现岁数小在步行街是个优势，因此他们绝不肯放弃。男孩抱着吉他，身体左右晃动，竟也唱出醉生梦死的模样。

毛丫不清楚男孩的哪一点令她不适，是他婴儿脸蛋上的性感表情，还是他尚未成熟就已成老油条的台风。

她在六点十分准时开始表演。在此之前她得换鞋、热身，同时定定神。她的背囊里盛了八只瓷碗、八个盘子、两把瓷勺。在表演前她不喝一口水，也不进一口食。她先拿一把顶，然后翻一串简单的跟头，把场地划出来。街那头的烤肉气味和拉丁舞曲飘过来，强行扩张了嗅觉和听觉的空间。毛丫是靠拿顶和翻跟头来定神的。之后她开始扳腿。她扳腿不是手先扳住脚，而是脚自己伸上去，如同钟表的指针，从“六点”朝“十二点”倒着走，超过肩的高度，手才上去，接住脚后跟，不是扳，而只是领领路，把它领到太阳穴的位置。于是在别人来看，毛丫的脚和腰是灵长类的另一番进化结果，具有一套不同的功能。

其实不必再往下看，就明白毛丫的水平了：不仅专业，而且是国家健将级专业。内行的人看，会觉得这身怀绝技的二十四岁女子为三号街上的人们表演，是极大的浪费。这些人从街的一头遛到另一头，有什么看什么，有什么吃什么。他们来这是找乐的，而太精湛太地道的玩艺欣赏起来比较费神。美国人在许多事上都能找乐，却在很少一些事上费神。

这是毛丫在三号街的第三百零四场表演。就是说她在美国做黑户口已将近一年。

十分钟的热身后，毛丫浑身溶解一般，出来一层柔软的湿润。三号街离太平洋不远，炎热在盛夏也聚不住，傍晚一起风，温度迅速下跌。但毛丫感到一股温热贯通了她的四肢，全身状态逐渐到了火候。她将第一只碗搁在脚尖上。这脚上套着一双黑色羊皮软底鞋，侧面绣了一条金红的龙。她的脚稳稳举着那只碗，然后细细地掂量，似乎要告诉你它具体有几两几钱。它就是一只普通的中国青花瓷碗，在中国乡村，你在贫穷富裕农家的红白喜事餐桌上常能见到。

就在毛丫的脚掂量这只青花瓷碗时，步行街上油腻腻的嘈音在她的知觉里淡去了。她心里此刻静得像一眼很深的井。那种深不见底的静寂你能从她眼睛里得到证实。随即她的脚将青花碗踢起来。更像是那脚将碗发射了出去。青花碗划出白中透蓝的弧线，落在她的头顶正中。

四五个人站下来了，看毛丫正将第七只碗搁在脚尖上。它着陆在第六只碗上，没有一点切磋，只有笃定的“叮”一记轻音。他们看地上只剩下最后一只碗了，便朝那碗里投了一把硬币。毛丫将盛硬币的碗也搁在脚尖上。

人们静下来。静得有些动机不纯：这下要你好看了。

毛丫两眼看着正前方，深吸一口气，脚再次踢起。碗和硬币各走各的，却在空中编成一个队形。它守着严格的次序，落定时便有了一串声音，清脆而清晰，如同京剧板鼓佬紧敲的木鱼，再急骤，每一下都不含混。

但谁也不懂毛丫这一招有多绝。他们不是看门道的人，只懂看热闹。于是他们便热闹地为毛丫鼓起掌来，并朝她面前又扔了几个硬币。

十分钟后，最初鼓掌的人早走远了，后来的一群日本观光客比较有耐心，他们矮小而沉默地站在一旁，头上是一模一样的帆布棒球帽，目光随毛丫单调的动作一上、一下。

他们中的两个年轻男子相互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只要坚持看下去，一定能看到她失手。

不是她砸碗就是碗砸她，那一大摞碗砸她个劈头盖脸，那可是不可错过的精彩时刻。没办法，他们是有忧患意识，热爱悲剧的民族。

但毛丫两轮已踢完，八个碗走得流畅、秩序。她最后把一摞碗全搁在脚尖上，一下全踢起来。八个碗一齐落定在她头顶时，竟连瓷器相碰撞的声音也没了。

两个日本人也耐不住了，觉得这么万无一失的把戏不大够刺激。他们听领队嚷嚷，便顺着鞠躬的劲往毛丫跟前搁了张五元钞票。毛丫两条年轻柔韧的腿还是值得他们这点破费的。

不久，就在毛丫踢碗的摊位上，紧挨着跳“桑巴”的一群哥伦比亚人，罗杰摆开了画摊。他画炭笔和水彩两种肖像。付二十元，他给你画张炭笔的，三十五元到四十元，水彩的，他免费赠一个简易画框，一切都老实巴交，诚恳公道。假如三号街人群中有内行些的，会发现这条街不配罗杰。但罗杰一点不觉得冤得慌，他觉得能在三号街有一席之地是极大幸运。三号街上各种族的人都有，也就不对他这个澳大利亚人见外。罗杰自然不知道，他在著名的三号街首次得到的摊位，属于一个中国的年轻杂技艺人毛丫。

毛丫十八天就跟了毛师傅。准确地说，是毛师傅在她十八天大的时候领养了她。毛师傅那年五十四岁，去昆明观摩杂技汇演。毛师傅在北京远郊的一个县城做杂技团团长，但他在杂技界的声望，远远大出那个县城。北京的杂技团都怕毛师傅，因为毛师傅说：“你们也就能出出国，糊弄糊弄外国人。”

毛师傅乘的那班火车误点，一误误了十来个小时。躺在长椅上睡觉的毛师傅被猫叫声吵醒。再听听，发现那猫就在他的长椅下面叫。

十分钟后，毛师傅抱着一个盛在鞋盒子里的婴儿发愣。里面的那封信是孩子母亲写的。她是农场知青，自己无望养活这孩子。若是孩子命大，就让她长大孝敬收养她的好心人吧。信很短，但毛师傅念完心都要停跳了。他抱着鞋盒去找车站领导。一个清洁女工说：“半夜三点哪来的领导？再说领导早让这些遍地下崽的知青们烦坏了。他们正闹大回城，这座车站隔几天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无名氏孩子。”清洁女工说她可以帮忙把孩子交到车站的临时育婴室去。

毛师傅吃了一惊：“连育婴室都有了？！”

女工说：“那怎么办呀？好歹给他们喂口稀饭，奶粉太缺了，名正言顺的爹妈为孩子买奶粉，还按定量。”

毛师傅看看这个不足四斤重的孩子，心想她要是从今夜就开始吃稀饭，恐怕永远就得待在鞋盒里了。他抽着烟，抱着鞋盒来回走，孩子紧攥着两个瘦骨嶙峋的小拳头，很好地睡着了。

火车上三天两夜，毛师傅经历了无数次绝望。孩子有一次哭着喊着，调门一点点爬高，冷不防出来个休止符，往下便是持续沉默。毛师傅拍她、摇她，没任何效果。毛师傅急得两个太阳穴湿漉漉的都是汗。他问他的左右邻座：鞋盒里这条小命是不是就此完了。邻座们头痛欲裂地说：天晓得，这么个小东西还这么能闹人。一位邻座说：“老大爷，有您这么抱孩子的吗？头比脚还低？”这位邻座是个女军人。人们正为那中断的哭声担着惊，女军人跑到列车广播室，请求广播员用大喇叭找一个哺乳期妇女，却没有一个候选奶妈到广播室报到。女军人领着毛师傅在横着竖着塞满人的车箱里走，从一头走到另一头，发现抱婴儿的女人，她便专横地一摆下巴：“这位女同志，跟我来。”

女军人拉壮丁拉来三个年轻母亲。她们轮流给拾来的孩子喂奶，换尿布，并告诉毛师傅，孩子小是小了点，但吮奶的劲很大，一时死不了。刚才不过是哭得太累，也饿惨了，哭到一半便睡着了。女军人还在总动员，蹭到了几十块手帕，四五串鲜鸡蛋，一听麦乳精。只有手帕派得上用场，毛师傅用手帕给孩子做了尿布。火车到达北京时，毛师傅换尿布已换得相当顺手。

在北京转乘长途汽车时，毛师傅心里一阵后悔。他觉得自己带回个不足四斤重的孩子实在莫名其妙。他有一刹那简直想把孩子悄悄留在汽车上，让她落到年轻些的好心人手里。毛师傅和许多优秀的男人一样，非常怕老婆。他怕毛师娘边哭边啰嗦，说他捡个孩子回来是骂人，骂她生不出孩子。说到底，毛师傅和许多优秀男人一样，就怕爱掉眼泪的女人。

长途汽车在途中加水时，毛师傅找到一家邮局，给杂技团挂了个电话。

“回来还不好好回来，打什么电话呀？”毛师娘娇嫩地回他一句。

毛师傅想说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还有个二十一天大的孩子。但毛师娘在那头直喘，他想她一路跑到门口传达室急切喜悦的样子，不忍心让她的好心情早几十分钟被破坏。

“……家里有吃的吗？”他忽然来这么一句，马上意识到他是想探听一下，看有没有给孩子吃的东西。他在北京车站买了两包奶粉，花掉了他身上所有的钱。那奶粉却怎么泡怎么起团，大团子按下去，小团子把橡皮奶嘴也堵住了。

“昨晚烙了馅饼。还说等你回来吃晚饭呢。”毛师娘说。

“火车误点了。”毛师傅说，“磨了豆浆没？”

“晚饭磨什么豆浆啊？！”

“磨点吧。”

“还专门打电话回来派饭！”毛师娘口气是凶点，就像大部分贤良女人一样。但毛师傅知道昨晚没等到他，她连一个馅饼也没舍得吃。“车站等着我，我骑车来接你！”

“不用接……”

毛师娘那头已挂断电话。毛师傅想，说了那么多话还说不到实话上，毛师娘一定饶不了他了。他四下看一圈，又看看鞋盒里的孩子。马上又想，自己这样贼头贼脑什么意思呢？是想让这条小性命在二十一天的寿数上就经历两场抛弃？她父母缺德，那我呢？他不由得把鞋盒抱紧了些，再让胳膊将它轻轻晃悠。孩子醒着，此刻不得法地堆出一个笑来。

半小时后，毛师娘在县城长途汽车站接到毛师傅。她看见他头发添了一层灰白，行李一前一后搭在肩上，腾出的两个手抱个鞋盒。他走得很慢，两手像托了块豆腐。

毛师傅赶紧说等到一找到适合地方，就把孩子送走。毛师娘竟没发大脾气，只在半夜孩子啼哭时说，你俩睡厨房吧。他家一共就一间屋和一间厨房。

杂技团的男女老少都来串门看孩子。大家问哪来个这么袖珍的小丫头？五十岁的毛师娘说他们废话，当然是她十月怀胎生的。大家说，哟，眼睛够大的，毛师娘说那可不，像她姥爷。她给人们沏茶拿烟，戏做得越来越真，连她自己都觉得这些人就是来给她和孩子贺满月的。

毛师傅第一次教毛丫劈叉，毛师娘提着锅铲走进卧室，叫他别打她闺女的主意，她闺女不学那个。但到了毛丫五岁，她发现毛丫在院子的水台上拿顶，还有一圈人给她掐表：“三分钟啦！……五分钟啦！”大家一看毛师娘七窍生烟地拎着水桶站着，立刻一哄而散。她逮住十三岁的学员八豆，他立刻把毛师傅偷偷教毛丫练功的事叛卖出来。

毛师娘晚上和毛师傅别扭。毛师傅见她掉眼泪便立刻说：“哪是真练功，就教她两招玩玩，不然她在杂技团的孩子里多孤单，别人玩的她都不会。”毛师娘问：“你是她亲爹还是后爹？亲爹就该教她读书写字。”毛师傅说：“我也愿意教她写字，可我自个也写不了几个字啊。”毛师娘还是掉泪。她想自己和毛师傅的确是没大指望的，从小就拿顶，脑袋里就算有几滴墨水也早倒光了。

“那就让咱闺女学乐器。现在北京的孩子，只要爹妈混得还行，都让他们学钢琴。”毛师娘说。

“哪来的钢琴呐？”毛师傅发愁地看着妻子。

“买把小提琴。北京的孩子学小提琴的也不少。”

毛师傅的团里一共有四个小提琴手，都从二胡改行改过来的。毛师傅反正也听不出他们的提琴拉得一股二胡腔。他便请了其中一个教毛丫。毛丫学了三天就又回去拿顶了。毛师傅对此只装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