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淼面孔上一共有三种气色：灰、白、淡青。于是也就有了三个相衬的表情：不动容的五官平铺在那，眼皮松弛到极限，目光有点瘫痪。这个表情在她二十四岁时被他看成稀有的宁静（我知道他想用的形容是“圣母式的”）。这时她四十二岁，佩戴这表情和灰灰的清晨脸色，是令他敬畏的。韩淼上班前的脸色转亮，他知道那是她涂了底色。这样就开始了她很正式的法律公司职员的一天：眼睛、眉毛、嘴角，都用着一股力，微笑也带着一股力。他到她的公司办公室去过一回，见她清亮的白脸蛋上肌肉饱胀着，语言、笑容，与同事的一两句调侃，都在她白色光润的皮肤下被那股力很好地把握住。她倒一点不冷落他，忙进忙出不时总会给他偷情似的一笑。

只是眼珠子的笑，很霎然的，一个妩媚划过去（只有一次，我在一个party上，看见韩淼对老杨这样迅捷地妩媚过）。但他在她办公室就只敢坐在指给他的那张椅子上，坐得四方四正，心里并不为有这样练达、强干的妻子得意。以后再怎么也不去她的公司了。尽管韩淼那次回来带种怂恿的意思告诉他，公司里两个女实习生说他“可爱”。她是故作怂恿的，知道也不会把他怂恿得怎样，乐得大方一回。他在半夜十二点半下班回到家时，韩淼是洗得过分干净而有种微微发青的肤色。她总是靠在床头看书，发青的脸上，所有对他的不满、怜悯、嫌弃、疼爱都泛上来。她的面孔这时真不好看，所有的好看都失了踪。他一般到卧室点个卯就去厕所。小便、刷牙、洗澡、看看韩淼看剩的报。她一般在他进卧室报到时就身子往下一沉，沉进被子里，同时一手熄床头灯，表示她等待他，为他熬夜，情分尽到了。有时她会在被子里对着厕所说：“杨志斌，给你留了饭在冰箱里。”

他们一直跟大学里那样连名带姓地称呼对方。有时他想，到老了他俩还会跟大学同学似的。这样反而浪漫，一生一世地做同学。

“杨志斌，这么晚了，烟就不要抽了嘛！”韩淼在床上叫，声音跟办公室里很不同，既无助又权威。对抽烟的恶感，是韩淼和美国女人学来的文明。

他赔礼地说：“就抽一根！上班六个钟头不能抽……”

他在一个办公大楼上班，穿件紫红制服，手里拿个报话器。旋转玻璃门边置张桌子，下班时间过后，进楼的人必须在桌上摊的簿子上签名和记下进出的时间。有什么事报话器是通警察的。上班快一年了，杨志斌不知“有什么事”会是什么事。进楼的人像看不见他一样直接到簿子前签名。有不知规矩的，他只需小叫一声：“excuseme！”那人便拐回来，还是跟没他这个人似的，直冲那桌子和簿子去，“唰唰”划上名字。即使他谦卑的手指点出他签错的位置，还是不能使他的存在获得承认。那人抱歉地笑笑，纠正自己，嘴里客套两句。抱歉和客套也不是具体的，有针对的，总之他是在人们大而无当的无知觉里尽职。

韩淼又叫两声“杨志斌”。他有了一点讨厌的心情，却不完全是讨厌妻子。他走到阳台上。阳台很小，像国内所有人家一样，这阳台是狭小空间的一个挣扎。在美国，他们的居处没那么挣扎的，不过是舍不得阳台冤枉地空在那，这里的中国人家都不习惯在空间运用上太挥霍，有车库的人家车库常是盛剩余物资的，车却泊在公用地盘上。实在盛不下，就举办个“garagesale”或是“yardsale”。一间车库的东西全倾倒出来，开肠破肚般的，花花绿绿的杂碎铺出偌大一摊：改朝换代的家具，衣服，成年的孩子们曾经的玩具，骑过的自行车，主妇们图便宜买回却不想活受罪去穿的各色高跟鞋。杨志斌逛这类旧物摊子是享受的。他有次买回四张塑料餐椅，椅子腿一条不残，一共才花了四块钱。

韩淼听了价钱，快乐得人都轻盈了，利落地把它们擦洗一新。现在这些椅子一只摞一只，摞在阳台角落，上面还放着一只装满旧书的纸箱。紧挨那一对仿青铜的天使，也是从某家的“车房拍卖”买的。其余是一些旧厨具、餐具，两个台灯，一对蜡盏，还有一幅镶在镜框里的佛像浮雕。零零碎碎的是些瓷花瓶、水晶摆设、几打音乐磁带和两把吉他。一只没有梳妆台的梳妆凳，粉红夹银花纹的缎面，温柔得不够正派。大部分东西是直接从别家车库搬进这阳台的。没多少花费就把阳台堆个半满，韩淼和杨志斌对这点很知足。至于每添件东西就多一层尘垢的积攒，就少了几度活动半径，他们不以为然。他们还尚待发现最时髦的富有是空空荡荡。

就像那次在迪妮斯家看到的那气魄很大的空荡，四千尺的屋几乎什么也没有，墙都空出来挂画，地板冷傲闪光，托着无比精细的一块绿地毯，很遥远的，摆了些沙发、椅子。一行楼梯旋上去，旋入一个炮台似的小格局（我听迪妮斯说，人睡在那上面）。韩淼和杨志斌为如此荒诞的空间运用几番交流眼色。从迪妮斯的party回来，韩淼对杨志斌说：“摆两个篮球架，迪妮斯家可以赛球。”杨志斌直是感叹地摇头，不屑评说地苦笑。他们去过现代美术馆，几幅画是大大小小几张帆布，上面涂了白颜料，画框却是煞有介事，一点不偷工减料。那时杨志斌刚进入“伴读”角色，到美国不满一礼拜，韩淼告诉他，画这些空白的艺术家很有名，这个画派也有说法，叫“minimalism”，就是表达的无限缩减，简化成零，相反零又是无限的表达。韩淼在跟他讲解时，她自己也是没半点心服的。她和他的认识最后统一了，认为那类画家在拿全人类开玩笑。（韩淼告诉我，迪妮斯的房就让他们想起那派被称为“画”的空白来。）

烟抽到一半，杨志斌想起阳台也不是抽烟的地方。楼上一家人打过两次电话来，请他不要在阳台上吸烟。烟冒到上面去，把三个孩子两个大人给祸害了。电话是和气的，第二次比第一次还和气。女主人他是见过的，见了便笑，牙齿全笑在脸外面。三十八九岁，牙上还箍着金属矫正器。跟她女儿一样，未来会有个矫正过的标准笑容。

杨志斌掐掉烟，很不舍得外面凉而辣的空气，慢吞吞拉开门。忽听见楼上也在开门、关门。楼上人家不知谁又给他无辜地祸害一次。说不定女主人专到阳台上等着捉拿他这股烟味的。脚步在他头顶吱吱地走走停停。听也听得出，那是拥挤热闹的一个家庭，也是不荒废任何一寸领土而放满新旧家具和摆设。也跟他们两口子一样，在憋足劲存钱，存够了去买个带车库带小院的宅子来，好有更大的空间去填塞（迪妮斯那样阔绰的空间的确有些不成话，我们中国人觉得住在塞满家什的地方比较安全）。

每天早上，杨志斌在韩淼忙乱梳洗时一动不动地醒着。她总是免不了搞出颇大响动：冰箱门是甩上的，杯子底也必得砸一下桌面，所有化妆品被拿起被搁下也是非得在假大理石的盥洗台上磕出声响。每一样响动都让他躺得更静止，呼吸也夹紧。韩淼吃完早餐进卧室来换衣服，动作也是响的。卧室里淤积了一夜他俩的气味，此时已成厚厚沉淀，被她的动作搅起一股股风。不仅仅是妻子一个人在响，她只是整个主流社会响动的一个细节。主流社会的每一分子都在同时间、不同空间做着完全统一的一套集体动作。这套动作是程序化的、机械化的，因而是极为靠得住的。主流社会成员们在各自的小格局里弄出响动其实是遥相呼应的，是被一根无形指挥棒指挥着。因此韩淼响动得理直气壮，她拉抽水马桶的那种果断，带点发泄意味，其实是巨大集体音响的一个细小和声。她是有道理发作的，一个家庭的经济主力完全有道理“唰啦”一下，一拳捅进外套的袖管，将两腿踹进裤腿，两脚登入皮鞋，弄出皮肉与其他无机物的摩擦、碰击之声，都是有道理的。尽管她主观上一点没有发作的意思。

韩淼最后看一眼床上的丈夫，目光温存，躺得再死他都觉得出它的软和、温存，如同母兽出猎前对犊子的一个温情回眸。之所以有如此目光，也在于韩淼对自己不幸有如此的动物母性而无奈。因而她一早上的摔摔打打，那与庞大社会主流里应外合的种种响动，以这一温存回顾而收了场。她心疼他：他一表人才，正当年盛，曾在社会中在事业中在女人中处处找得到位置，此刻却在这个社会声势浩大地进入趋动程序的早晨，蜷睡在局外。他浓黑油腻的头发之下，那曾经标致的脸容，过多睡眠形成的永久性睡眠不足，是韩淼看不得的。多看她心里会生出一种莫名的愤怒。

不光是对杨志斌愤怒，好像有一大堆东西，比如时运、环境、宿命的暗中摆布，包括她韩淼自己，都要对眼下这个令人既嫌恶又怜惜的杨志斌负责。这个胆怯得连在人前说英文的胆量都没有的杨志斌。韩淼在他绝望地支吾英语时，偶尔心里会有另一个杨志斌：弹吉他、唱歌，歌是英文或西班牙文，他并不懂词，却给他唱得很漂亮。杨志斌学过六个半月西班牙语，就够他拿来玩了。在他那什么都是好玩的，弹几下钢琴、吉他，写两首没韵亦没标点的诗，球无论是踢的是打的，他都在行。所有的东西他一玩就会，会了就成功。杨志斌和韩淼在大学认识的时候，他身边一圈女同学，他的容貌和才能其次，首先倾倒她们的是他的好玩。

妻子高跟鞋叩地板的声音沉杳之后，杨志斌会好好睡一觉。妻子化了严峻的妆，穿着带垫肩的衣服坐在读华尔街报股票章的人群里。地铁载了满满一车厢如韩淼这样的律师助手，公司大大小小的经理、秘书，推销部门具有进攻性、征服性的男男女女，银行老老少少的出纳。杨志斌感到妻子以及同类过的是专业生活，而自己却过着业余生活。他什么专业也没有，在专业人员过专业生活时给余了下来，睡觉。他不知该和谁归为一类，大概是十点以后把孩子们推到马路上的女人们。对于她们，他都只能旁观。一天他看见一个女人从马路对面的旧货店出来，推的婴儿车里装满旧衣旧鞋，婴儿被这堆旧物挤到车子最前面，两个腿挂在外面。他想这女人一定是个佣人。他马上为自己犀利的洞察得意，紧接着他为自己有了如此的窥视癖好而恐惧。

杨志斌趿着鞋，走到厨房，想收拾老婆早餐后留下的一个盘子和一个杯子，还有桌面上一层烤面包渣。还是算了，这时忙给谁看。家务常是积存起来，在韩淼眼皮下做，这样不显得他那么游手好闲。转而又想，一个大男人要把家务做给老婆看，以证明自己并非无用，他心里出现个要哭出来的笑意。他拧开煤气灶点了根烟。这时楼上那家的女人正从窗下走过，忽然斜扬起眼睛对他笑笑，说了声“hi”，紧跟着出来了她的女儿。小姑娘有些肥胖，有着婴儿般无意识嘟起的多肉嘴唇，眼神也未跟上她的成长，与她早熟的身体差距很大，因此她看上去是个误制成妇人的巨大娃娃。母亲和女儿穿得一样没老没少，都是短裙子，短线衫，不当心都会露出肚脐眼。

（我见到这对母女是出事之后，母亲因痛哭无度而鼻青脸肿，女儿正在粉刺的恶性感染阶段，并且两人脸上的妆都给涕泪弄得泥泞了，我无法识辨她们美或丑的程度。）杨志斌上午十一点钟的这顿饭是早午饭，就着电视节目吃的。他是有什么看什么，有什么吃什么。正吃，听人叩门，再听听，是叩他的门。门开了，楼上那三十八九岁的母亲站在那，问他肯不肯帮忙把个床垫抬上来。她的微笑由于牙齿上的金属矫正器而闪烁不定，身体拧向楼梯，只把面孔正正地朝他。她的姿态是半个撤离，半个期待。他没多想就跟她去了。他和女人搬床垫时，女儿不声响地跟在后面。近了杨志斌才发现小姑娘是混血，那父亲的一半，显然是弱势。母亲说自己叫波拉，女儿叫阿曼达。他顶着几乎全部倾到他这端的分量，说他姓杨。女人倒退的步子踏空一个台阶，借题就笑起来，牙齿的金属矫正器不给那笑任何束缚。他视野边缘的阿曼达很看透她妈那样盯了波拉一眼。波拉笑到尾声时说：“这种活我都是自己干，今天是第一次找到帮手。”这个来自东南亚的形状不错的矮胖女子在他眼里渐渐变得美丽，这使他非常意外。

杨志斌对女人表示，床垫由他一人搬会省事，两人配合不好反而拉扯得很累，他左手越过头顶去抓床垫的边沿，右手向下尽量拉长，钩住另一个边沿，如柱子撑起半爿倾斜的屋顶。他的高大与矫健突然就出来了。女人过火地表示惊叹，表示折服。她火一团地不离他前后左右，一会一个“当心”，一会一个“留神脚下”。

到了她家门口，女人却不让他卸，让他接着往高处走。他并不反对将这顶天立地的造型再持续一阵，便向四楼攀去，骡子似的不打听意图。他来美国做妻子的伴读快两年，从未在人眼中如此有用过。女人驱着他一层更一层地登高，阿曼达仍哑着半启的嘴唇相跟，一直到了楼顶平台。平台上有个小储藏室，对于他又是个意外。女人说房东只给她一个人用这储藏室。她说话时眼珠润滑，要让他明白，给她恩惠的可不止他一人。她顾不上自己前后的话已出了矛盾，几分钟前她还表示她是怎样哀婉无助的一个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