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社的经营状况一直不是很理想。2000年五一假期之后，调整了新的工资方案，我们记者编辑的工资要与效益挂勾，并摊派了广告任务。对于我们搞文字的人来说，拉广告无疑比登天还难。我们几个人私下商议了一番，决定另谋出路。

很快，一个个就都离开了。

老田第一个走的，他去了湖北教育出版社下属的《探秘》杂志社。

小周应聘到了《武汉晨报》，成为了经济部的一名记者。

小吕回到了江西九江老家，在《九江日报》当了一名社会新闻编辑。

小何应聘到了一家分公司做文秘工作。

......

我去了武汉市信息化办主管的一份通讯专业报---《通讯商情报》做了一名记者。这份报纸已经创刊有两年多，立足武汉，面向全国发行，在全国通信行业有一定的影响力，关键是有一批稳定的广告客户。对于纸媒来说，没有广告，意谓着没有收入来源，没有收入，报纸就难以维持。

报社办公地点在大智路华中通信广场。通讯业的迅猛崛起，带动了专业通讯市场的繁荣。武汉曾一度形成了以“华中通信市场““融兴电子城““利济北路电子城““中南通讯一条街“为主的四大基地。这其中，又以华中通信广场为龙头老大。华中通信广场成立于1998年，前身为武汉市五金交电总公司，经过企业改制，已经发展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通信产品批发市场，辐射郑州，南昌等周边几省，成为了仅次于深圳的第二大手机配件交易市场。只要和手机沾边的公司，都喜欢在华中通信广场附近办公。

做为一份通讯行业报，我们会经常会应邀参加一些通信展会和一些手机发布会。我刚上班不久，就赶上了2000年北京通信展。我们做为通信展的指定媒体，推出了通信展专刊。那年九月，我和报社薛主编奔赴北京。

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记忆深刻。每个孩子从小都有一个北京梦，听的第一首儿歌一定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我也一样，小时候一直梦想着能去天安门广场。可小时候家里穷，别说是去北京了，连上县城，都是屈指可数的几次。到北京的第一天晚上，薛总带着我去了天安门广场。华灯初上，广场上一片灯火辉煌。虽然是夜晚，但广场上依然是人头攒动，人来人往。我第一次看见了高高悬挂毛主席照片的天安门城楼，看见了高大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看见了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第一次的印象是那么深刻。以至于后来去北京出差，每次不管多忙，我都会抽时间去看一次天安门，每次看到的感受也不尽相同。

薛总，是四川人，实际上比我大不了几岁，武汉大学新闻系毕业。我和他虽然仅仅只共事了几个月，但他确实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他对人很好，很友善，说话总是细声细语。他说他这儿是新兵训练基地，培养好多记者编辑，好几个后来都去了《长江日报》和《武汉晚报》做记者。

薛总手把手教我怎么谈广告客户，每次拜访一些重要的客户总是带着我。慢慢地我也适应了，我后来发现其实写新闻和谈业务并不冲突，谈个广告也不是想像当中的那么难。很快，我自己就谈成了一笔广告业务，并拿到了一笔小小的广告提成。

其实，后来我才发现报社记者的工资加上一些车马费，远远不及一个报社广告部业务员的工资高。那些年，纸媒的广告是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