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电交加,大雨磅礴。整个紫禁城笼罩在一片烟雨之中。
位于乾清宫西侧的养心殿里却是鸦雀无声,雍正御笔的“中正仁和”匾额下,咸丰皇帝正坐在宝座上批阅奏章,偶尔只听到他的一两声咳嗽。
此时方当暮春,北京居然已经开始下起了暴雨,更有电闪雷鸣,连绵不绝。民间都说,天时不正,必将有变。这种天气下,咸丰的心情更是一天坏过一天,太监们都屏气止声,悄然而立,谁也不愿意成为皇帝的出气包。
咸丰的心情又怎能好的起来!
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一月初五日,咸丰即位尚不足一年,广西巡抚郑祖琛、广西提督向荣就联名会奏:“查桂平县属之金田村……一带……均有匪徒纠众,人数众多”。奏折中又说道已经开始调派所属军队前往镇压:“……督带兵勇千余名由贵县折赴桂平,并饬多雇壮勇,协同官兵,迅速剿捕。……前任提督张必禄率官兵一千二百名,行抵柳州。臣等……驰赴桂平、平南,相度机宜,督饬剿办”
咸丰皇帝急召元老重臣林则徐,为表示优容,特赠林则徐为太子太傅,照总督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命他为钦差大臣,赴广西镇压匪患。又调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即赴军前。
对于前线的官员,则谕令:“各省纠众滋事,该地方官所司何事?自应合力捕治,净绝根株。若封疆大吏玩纵于前,复讳饰于后,以致酿成钜患,朕必将该督抚从重治罪。凛之!”
些许匪患,事属寻常。即已派大员督剿,自当不日告平。谁知不然,林则徐竟因年老体弱,死在途中。而这次的匪患竟也是不同于以前,势头之猛,实属罕见。
数日后,署理广西巡抚劳崇光、钦差大臣李星沅又相继奏报:“桂平之金田村,有会匪聚集,号称万余,……”。“会匪”人数已经由“众多”变成了“万余”,真是越剿越多。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八日,劳崇光与向荣又会奏“贵州署总兵周凤岐与金田上帝会众作战失利,三次连续出兵镇压,均未能取胜”。副将伊克坦布甚至被“匪众”当场击毙。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二十日,李星沅、劳崇光、向荣的会奏折内,明确奏报:“贼首韦政、洪秀全等……近日恃众抗拒,水陆鸱张,实为群盗之尤”。此时方知盗匪头目之姓名。
年轻的皇帝终于意识到了形势已经逐渐严峻。咸丰元年一月,咸丰皇帝颁发上谕,要李星沅等“自应聚集精兵,全力攻剿”。
此后,战报更似雪片一样不断报来。好消息几乎没有,各处上报的都是失地、溃败、殉国、请求增兵、粮饷不足等令人心悸烦乱的奏章。
八旗、绿营,统统成了少爷兵、大烟兵,在“盗匪”面前,竟是一触即溃,无法抗衡。而各地的官员,面对汹涌而来的“盗匪”,无不心惊胆寒,或望风而逃,或死于阵前。弃城不顾者,比比皆是。
咸丰无奈,只好先振军心,杀一儆百。于是四月戊午以广西巡抚郑祖琛养痈贻患,遣戍伊犁。又罢钦差大臣李星沅,令其军前听用。乃命大学士赛尚阿佩钦差大臣关防,驰往湖南办理防堵,迎头痛剿。
今天的奏折中报道,这些蓄发易服,头包红巾的长毛乱党已经窜至武宣。除广西提督向荣、新任广西巡抚周天爵的六千兵马,广州副都统乌兰泰也已率军入了广西,几路军马已经将“长毛”围困在武宣。
咸丰皇帝批完了书案上的军报奏章,只觉异常疲乏。殿外阴雨霏霏,殿内也是阴森湿漉,而咸丰的身上更是冷汗淋淋,浑身上下虚浮脱力。
咸丰瘫靠在龙椅上,心中哀叹,唉,圣祖皇帝、高宗皇帝,都是雄才大略,丰功伟绩。他们做皇帝时,运筹帷幄,戎机万里,何等英武。而文治武功,太平盛世,又是何等辉煌。偏偏自己,刚刚登基,就有叛逆谋反作乱。内有老六觊觎在旁,外有反贼动荡,福没享多少,自己是一天也不得安生。这日子可真难过。
难过也得过,皇帝是朕,是天子,是至高无上的主宰。这时的皇帝就得统领枢机,乾纲独断。每天的奏折、军报的批阅、裁决,就是皇帝的责任。可是这种责任,对二十岁的皇帝来说,简直更像是一种心理折磨。
一旁的太监见皇帝此时歇了下来,忙奉上一杯参茶,问道:“万岁爷,要不要传膳?”
咸丰抿了一口茶,摆了摆手,看了这些奏章,他实在是没有胃口。
书案上还有几封各部议事的奏折,咸丰随手拿起几个,略微翻开一看,便放在一旁。看到第四个奏折时,是礼部右侍郎曾国藩的折子。
咸丰初登基不久,为了显示“英明”,有所作为,曾下诏让百官发表意见、举荐人才。曾国藩曾有一封《应诏陈言书》,提出了对于人才的培养、考察、使用方面的看法。咸丰对于那封奏折颇为满意,批示“深堪嘉纳”、“察例详议”。
咸丰见是曾国藩的折子,有了些兴趣。先看了一下题目,是《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流弊”,什么意思?咸丰有些疑惑。一看内容,皇帝有些坐不住了。
这封奏折,曾国藩居然将矛头直接对准了皇帝。
咸丰皇帝越看越怒,这个曾国藩,简直不像话。什么“圣德三端”,只用了寥寥两三句便轻轻带过,接下来长篇大论,全是指责“流弊”。
奏折之中,直指皇帝“骄矜”,说什么朝野上下,俱是“唯阿之风”,“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恶直而好谀”,“是以…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自去岁求言以来,岂无一二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无庸义’三字了之”。
更有甚者,咸丰想出诗集之事,他也加以批驳。要皇帝“稍迟数年再行刊印刻”则可“杜文饰之风”。让他进言,他竟然当真了。小小的侍郎,公然指责皇帝的不是。
奏折中的言辞越来越激烈,“诚恐一念自矜,则直言日觉其可憎,佞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这简直就是说皇帝再不注意改正自己,就会变成昏君了。
太监只听到哗的一声,竟是皇帝将奏折甩到了地上。咸丰怒冲冲地说道:“太放肆了。速传祁庸藻、季芝昌”。
祁庸藻、季芝昌二人,一为大学士、军机大臣,有辅佐皇帝,裁决政务之责;一为左都御史,有纠察百官,建言弹劾之责,俱是朝中重臣。
不多时,二人奉诏来到,跪在养心殿中。来得急忙,两人都有些气喘声吁:“臣祁庸藻、臣季芝昌,恭请圣安。”
咸丰道:“这里有一封奏折,乃是曾国藩所上。你们看一看,简直是一派胡言、目无君上。”
太监将折子交到祁庸藻手中,祁庸藻看罢又交给了季芝昌。季芝昌一看之下,只吓的面如土色,寒意陡生。季芝昌暗想“这曾国藩也太胆大妄为了,怎敢写出这般出格的奏折。批评什么不好,竟然批评起皇帝。这个皇帝,过了年也才二十一岁,正是血气方刚之时,如此不留情面的指责,皇帝怎能不恼怒。”
那边祁庸藻看过之后也觉得曾国藩有些小题大做,批评过重。祁庸藻磕了个头,问道:“曾国藩此折确有不当之处,圣上意欲如何处置?”
咸丰道:“此前有人曾奏曾国藩为穆彰阿一党,朕并未因此而罢黜不用,无非是其文章道德,尚有可取之处。朕又岂是‘骄矜’、‘恶直而好谀’?去年,曾国籓疏陈用人三事,朕均嘉纳之,何言‘无庸义’?朕刊印诗集又何须他来妄论?如此放肆,越职代庖,目无君上,让军机上从重议处。”
季芝昌一听皇帝真的发了怒,连忙劝谏:“皇上息怒。臣以为,曾国藩之进言,虽出格放肆,但也是应皇上之诏。本朝历来不禁言路,如果臣工因进言而受处分,则今后何人敢言?臣忝为御史之责,不敢不奏。”
祁庸藻也道:“曾国藩此折的确不当,然思其用心,当是忠诚之意。古人云,君圣则臣直,唐之太宗与魏征便是一例。臣以为,曾国藩敢这样直言犯君,正是皇上圣明之德,皇上亦当欣喜。臣恳请皇上,念其忠诚之心,免其处分。”
咸丰一腔怒火,此时向两个臣子一番吐露,本已消减不少。此时再听二人如此呈奏,心中也知二人说得有理。如此便顺梯而下,道:“若非念在他一点忠心,朕定当从重处分。他既有这份奏折,还需谕示阐明朕之心意。你们拟旨来看。”
祁庸藻、季芝昌二人道:“臣遵旨。”
咸丰道:“你们跪安吧。”
曾国藩在书房中独自静坐。
奏折递上不久,便有上谕“曾国藩条陈一折,朕详加披览,意在陈善责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意尚可取。”表面上是接纳了曾国藩的意见,而实际上除“预防骄矜”这一点外,其他一概驳回。
房师季芝昌更是派专人送来一封密函。信中将咸丰皇帝因《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而勃然大怒之事详细告知于他。信中说道:“圣上怒掷尔折于地,立召军机欲罪涤生。若非余等力保,事几不测。涤生宜应自省,不可过憨而似狂。”
唉,曾国藩从心底叹出一口气来。原以为,先帝不纳周中华的谏言,无非是因为年老多病,晦暗闭塞而已。如今新君登基,颇有广开言路,崇尚新政的气象。此前皇帝下诏求贤、纳言,自己的《应诏陈言书》也获得嘉许。岂料不疼不痒的建议可以接受,逆鳞之言竟险些酿成祸患。
曾国藩提起笔来,给远在西洋的周中华写了一份回信。“……自去岁求言以来,各大臣献纳不下百余,或下所司核议,以‘无庸义’三字了之;或通谕各省,己复高阁束置;报国之血诚,徒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谓愤懑。余之《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其言颇过激切,然官至二品,不为不尊;堂上则诰封三代,儿子则荫任六品,不为不荣。若于此时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此折既上,余亦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岂料圣上于勃然之怒后,复以优诏褒答。唯所进言,盖不论尔。余退而自思,疏庸浅陋,徒知狂憨,乏善可陈,亦非楚材。郁闷之机,得有中华之信函,稍觉宽慰。……”
伍元文的四子伍汉安已于去年考中举人,如今在京中准备参加会试。周中华的来信,就是今天下午由他捎来的。
周中华的信其实是年前从埃及发出的,辗转到北京曾国藩手中,已经过了三四个月的时间。
当日周中华自离香港后约经过八天时间,到达新加坡。过了马六甲海峡后,“印度号”基本上是沿海岸线航行,经加尔各答,绕过印度半岛,又经孟买进入印度洋,这一段航程,大约用去二十多天时间。
途中经过各个港口,都作了短暂停留,或补充物资,或上下客人。周中华的“旅行团”一路饱览风光,异域奇情,美不胜收。
这一日,周中华在船上与大副闲聊。周中华问道:“下一个港口将会是哪里?”
大副道:“周先生,我们下一个停靠港就是吉达港。”
吉达港是红海的主要港口,该港西濒红海,东距伊斯兰教圣地麦加约四十五公里,历来便是一个要冲之地。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及郑和下西洋均到达过此港,而亚洲不少地区的穆斯林也经常取道于此,朝拜圣地。
周中华暗想了一下“吉达港”的地理位置,接着又问道:“那我们什么时候到达苏伊士运河?”
“苏伊士运河?”那大副惊奇的说道:“您也知道苏伊士运河的事情?早就有人计划开凿这条运河了,只可惜这条运河到现在还没有开凿呢。如果有一天这条运河通了,我们就不用绕行好望角,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周中华一听苏伊士运河还没开凿,而接下来他们居然还要绕行好望角,只觉得头都大了。
这一路上,“旅行团”中的成员,晕船的实在不少。尤其是伍汉灵,她本就怀有身孕,船不颠簸,她尚且要呕吐几次,一遇风浪,更是连苦水都要吐出来。周中华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这时听到大副讲述接下来的航程,还要绕一个大圈子,而且西非洲海岸线又是有名的风暴区,周中华着实有些舍不得妻子。
只是这苏伊士运河尚未开凿,势必要绕行好望角。唉,难道就没有办法少受些风浪之苦?周中华苦笑着自言自语:“除非弃舟登岸。”
想到这里,周中华忽然一拍自己的脑门,对了,弃舟登岸,改走陆路。苏伊士运河虽未开凿,但亦可自吉达港转赴埃及,在埃及登岸,再沿尼罗河北上,直至开罗、亚历山大港。再从那里换乘轮船,由地中海到达法国南部港口马赛或其它城市亦可。如此,既可少受风浪之苦,又可节约许多时间,还可以游玩埃及,一举而三得。
(本人尚未出国,更无欧洲之游历经验,地理知识也很欠缺。如果在路线行程上有所错误,敬请指正。)
于是周中华将这一计划告诉伍汉灵,伍汉灵对他的想法也颇为惊奇,自然也是极为赞同。周中华又连忙找到船长,将此事说明,希望能在到达吉达港后将他们转送埃及,并在那里登岸。船长却说,此事既要考虑船运公司的章程,还要顾及其他船客,颇为为难。
周中华只好请出“英女王”出来做工作。一张、两张、三张,直到一大群“英女王”出现,船长才答应到达吉达港后,再专程送他们到埃及南部的阿莱姆港。
一日后,“印度号”在吉达港作了短暂停靠,便改变航向,驶向埃及阿莱姆港。
阿莱姆港是埃及南部的一个小港,周中华一行人从这里登上了非洲的土地。稍事休息后,“旅行团”便雇佣了一个驼队,又聘用了一名会讲英语的向导,由他带路,北上开罗。
旅途漫漫,除了天气炎热、干燥之外,便是缺水。好在英镑多多,有钱自然好办事。一路无话,这一日向导介绍,距离开罗城尚有七百公里,前面不远,便是卢克索城,城中有卢克索神庙、卡尔纳克神庙、阿蒙神庙等遗址建筑。而著名的国王谷也在左近。
周中华听说将到国王谷,于是便将相关的历史、考古等情况告知伍汉灵及众人。他的这番卖弄,其实是来自于电视节目《国王谷探秘》。
游览过卢克索城中的古迹建筑之后,一行人又来到国王谷中。
这国王谷中,集中了许多古埃及国王和王室成员的陵墓,他们埋葬在这里,原本是希望能获得重生,故而陵墓极其隐秘,陪葬物品穷极奢华。岂知再隐秘的陵墓也挡不住盗墓者的劫掠,大量的陪葬品不但没有让主人得到享用,反而招来不速之客。不少陵墓甚至频频被盗,而许多探险者更是假借考古之名,行寻宝之实。时至今日,已有数十座陵墓被发掘。
那向导一路讲解,周中华等人兴致盎然,不时询问。山谷之中,曲曲折折,不时见一座高大建筑赫然耸立,向导介绍,那便是拉美西斯三世的葬祭殿。众人啧啧称奇。
向导说道,这国王谷中,历代君王的陵墓几乎都已经发现,唯有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图坦卡蒙的陵墓,至今未曾发现。探寻之人不绝,可是都无功而返。
由“图坦卡蒙”这个名字,周中华慢慢记起一个关于“法老诅咒”的传说。好像是发掘法老陵墓的人,都将会受到法老的诅咒。尤其是这座陵墓的探险者,一个个陆续死于非命,更是应验了这个传说。当然,那是“将来”的事情。
周中华询问向导关于“法老诅咒”的传说是否真实。那向导表情神秘,言语夸大,引经据典,将所知的关于“法老诅咒”的传说,描述的活灵活现。
“旅行团”行经一片山谷,周中华觉得似曾相识,仔细一想,此处便是图坦卡蒙的陵墓所在,只是此时尚未被发现而已。周中华暗想,陵墓中不知有多少财宝仍在沉睡,倘若挖掘出来,岂不是一大笔财富。正在胡思乱想,只觉一阵阴风吹过,习习凉意,周中华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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