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镇上的公共图书馆翻了几小时画册。太阳沉下去后，他来到马戏班驻地。她正在练那个弹板空翻。这次他能把她的面容、表情看清了：她在踏上弹板的刹那五官突然走样。罗杰无法对这走样做出恰当地形容。他想或许那是刹那间的灵魂出窍。她并没注意到他在看她，要么是她不在乎给人看。她还是一次一次地起跑、腾跃、落地。有时她上到跳板上突然停住了，站在那里喘得胸脯忽大忽小。这时刻他认为看见了她的恐怖，她眼睛里那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恐怖。但再去看，他想那大概不是恐怖，而是凶残，是自己同自己决斗的凶残。

她一遍一遍地重复，每个跟头都不存万一，连着陆点都相同。离跳板两米远，地面上铺上一层锯末。她的一次次地着陆在锯末上冲出一个不大的旋涡。他看不出她还在锤炼什么，她的动作已去尽了杂质。她就那样跑、跃起、翻腾、落地，一旦落地，她的身体会出现一种“安全渡到彼岸”的轻飘。她便这样轻飘地走回来，走得很慢，拖延那轻飘的感觉，快要走到起跑点时，她又有了心病似的，眉宇间出现了压力，压力很快进入她全身，她再次进入一个新的周而复始。

她终于告一段落，朝帐篷走去，那里已集聚了正在化妆的演员们。她走过罗杰，他问她一声晚上好。她轻微地吃一惊，脸庞和脖子湿淋淋的全是汗。她微微一笑，他是从她的忽略中冒出来的。他说全镇的人都认为她的表演很精彩。她说谢谢。他说不客气。她说：“我们原来打算在这个镇演四场，可是没人买票，明天就要开拔了。”他一阵语塞，见她要走开了，他忽然又开了口。他说其实大家只为了来看她一个人表演的。她说难为大家了。她走了两步远，他在她身后问，马戏团下一个演出地点在哪里。她说往南五十里。

他说：“祝你今晚演出成功。”她笑得不那么陌生了。他又说：“你们明天就要走了吗？”

她说：“没办法，得走了。”

他说：“好遗憾。”

她说：“可不是。”

罗杰在向下一个镇子进发时，他想着为婴儿买一点小礼物。得买他买得起的，又不能纯粹是意思意思。他不知为什么不妒嫉婴儿的父亲。女郎身旁从没出现过任何和她亲近的男人，但他无疑是存在的。

他没有足够的钱买马戏票，只有在大帐篷外面等她上场前和下场后的短暂出现。马戏团的人误以为他是临时雇来打杂的，时常差他递个道具、搬搬重物。这样他有了近距离看她表演的机会。她从不失手，却总有一点偶然的火花在她程序化的动作中。他想，难道就为了这一点偶然，这一丝凶吉未卜，她狂热地爱她的演出吗？她一次次重复练习，是为了缩小那偶然，从而消灭它，还是因为它是重复中唯一不可重复的，所以她得经验它、玩味它？

他绘画时那些鬼使神差的笔触，不也是神赐般的偶然？

女郎在演出和做母亲两桩事之间忙碌着，顾不上理会他。

一天她和他突然面对面站住了，彼此挡着道。他说：“明天晚上我可以请你吃晚餐吗？”她笑起来。是笑他胡闹的意思。笑完她说不了，谢谢。他说不用谢。

他为那婴儿买了一顶小帽子，原想在请她吃晚饭时给她。这时他觉得事情原本是无望的，若他拿出小帽子，会显得非常蠢。像那个老小丑，蠢得命都不要了。

罗杰在一个雨天被父亲扣留在家里。汤米突然不辞而别，他得赶汤米剩下的活，罗杰捏着吵闹无比的电剪，剪了两天羊毛。罗杰昏昏沉沉地回忆着女郎的动作，神态，她整个人的杂质都是去尽了的。这是一九八五年的十一月。和澳洲的春雨潇潇相对，是北京透明的秋末。八岁的毛丫头一次上台。她扮成一个年画中的“鲤鱼娃娃”，头上扎两双抓揪，缠了长长一截红头绳。她看上去最多六岁，细小身子支起个圆鼓鼓的大脑袋。观众从没见过这么逗的娃娃，认真得眼也直了。她把一个碗放在脚上，一踢，落在她头顶。毛师傅和毛师娘同时咽了一口沉重的唾沫。不管怎样，碗没砸。

毛丫把第四个碗搁到脚尖上，罗杰一个激灵，从深睡中醒来，听见窗外黑极了的静寂：雨停啦。他爬起来，但不知道在这样的深夜该干什么。他每一个细小动作，都使地板咯吱一响。他咯吱咯吱地走到厨房，奇怪他怎么从没注意到这幢房子也有它自己的生命。这是个星期六，他要乘第一班长途汽车去马戏班所在的镇。他发现祖母的烟盒在灶台上。这是罗杰一生中的第一支烟。这也是毛丫一生中最大一次惨败。四只碗跌到舞台上，当着上千名观众的面，碗，兵败如山倒地粉碎了。毛师傅“咳”了一声，扭头走开。

毛师娘看着丈夫走开的背影，大声说：“不就砸俩碗吗？”她见毛丫还愣在一片碎碗茬子上，幕已合拢。

她跑过去拉了毛丫的手便走，是那种拉偏架的护短母亲的姿态。一边拉一边说：“咱不哭啊，咱一哭人家可乐了！咱可不能让他们乐！”

毛丫一声不吱，跟着母亲从剧场一路走回到杂技团宿舍。毛师娘在路灯下回头，吓一跳，毛丫果真一点哭的意思都没有。她想，她这样子可不是吉兆，别得了臆症。她开始跟女儿东拉西扯，扯她自己早年上台出的各种洋相。她说到九岁那年，让魔术师关在箱子里关的时间太长，尿了裤子。

毛丫仍沉默着。

毛师娘真的怕了。夜里她和毛师傅商量：干杂技虽不算顶上等坯子，但也得老天给个大模子才行，万一毛丫连个大模子都没有，练死也托不出坯来。毛师傅的手在被窝外捅她一下，要她小声些，毛丫没准还醒着。他们三个睡一张大床，各躺各的被窝。毛师傅夫妇俩头朝东，毛丫头朝西。

第二天一早，毛丫见毛师傅穿一身出门衣裳，问他去哪。他说他去北京给毛师娘抓中药。她说：“带上我吧。”他说：“哟，不练功啦？”她说：“又不在乎这一天两天。”毛师傅见妻子在毛丫背后跟他使劲打手势。他明白她要他带孩子去散散心。

坐在汽车上，毛师傅见毛丫眼神很暗，给她一包花生豆，她接过来，一颗一颗搁到嘴里，吃得不香不脆。他心里一酸，想到自己若有别的本事，毛丫的一生会有另一个开头。她会和其他孩子一样，早上睡到天大亮，晚上看小人书藏猫猫。他却是没其他本事的，他在她三岁第一次教她劈叉时，就给了她这个清贫辛劳的生涯。这生涯的唯一乐趣就是你穿越无数失败去完成一个眨眼即逝的耀眼动作。你玩着性命玩着致残的可能性玩出一个闪电一般的极致和精彩。否则，这生涯一无可取。

他瞟一眼身旁这个八岁的女孩。谁能想象她小不点的一个人吃尽了苦头？他恨起妻子来，孩子求饶她没有一次心软过，夏天孩子一身痱子，她也不肯减少她一分钟的耗顶。这孩子怎么命这么苦？怎么落到那么个恶婆子手里？怎么就落在我这么个人手里？

毛师傅教人耍杂技中的各个行当，都能把人教出息。他想不通自己怎么就教不了毛丫。他舍不得毛丫，不忍教她？还是真让毛师娘说中了，这碗毫无甜头的饭是没毛丫份的？

毛师傅让毛丫提着中药罐和九副中药等在门外，他去排队买饺子。餐馆特小，人们端了饺子蹲在门外急匆匆地吃。才下的第一场雪化了，滴在吃饺子的人帽子上。毛师傅快排到柜台时，朝餐馆后窗看一眼，那里堆着煤和垃圾。他看见毛丫正踢着那个中药罐。

他发现她的姿势非常优美。他从没见过谁能把杂技变得如此优美。罐子稳稳落在她的头顶。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脸通红，两只手也通红。

她身姿和神态中焕发的，难道不是乐趣？她是一个不同的孩子，她是能够苦中作乐的；大的乐趣不都是从苦中求得？

你能说她不是这块坯子？她踢得多好，动作干净大方，难得的是她有种清高的气质。这使她踢出了不同的品格。无论碗最终碎或不碎，她的招式比任何人都有看头。

毛师傅和毛丫回家时，扛了一箱子碗，模样、分量都和毛丫演出用的相似。他对毛丫说，放心砸，砸不穷你爸。

毛师傅决定在她十二岁前不再让她上台。早上台的人容易出现江湖气的成熟。没等毛丫砸完一箱子碗，毛师娘走了。去世前一个来月，她才去医院，癌症晚到了不必费任何事，临去前还靠在床上捏饺子。她要包一冬的饺子，搁在窗外冻上，够毛师傅和毛丫吃到新春初十。

毛师娘去了的第二年，毛丫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信上来就称她为“我们亲爱的女儿”。她心想这是什么人？她是毛师傅用个鞋盒带到这世上，是毛师娘的小米浆奶大的。是毛师娘那些带着她手的温度的饺子，一冬一冬地，把她催成个一米五的彪形女孩。她在十一岁就有了杂技团成年人的身高。

她不再往下读，把信往毛师娘盛旧毛线活的筐里一扔。

第二天她练功时，毛师傅跑来了，两眼的混乱。他坐在那看她一遍又一遍地练“倒踢紫玉盏”，一个字的评说都没有，手上一支香烟，烟灰抖得排练室一地。一般来说，谁把烟抽到排练室来他会光火。

一直坐到她练完，脸上红扑扑全是汗，他才说行啦，歇会吧。

她这才看见他鞋上和地面上的一层烟灰。她一面拆下盘起的辫子，一面探下脸去找父亲的眼睛，说：“怎么啦？人家又走了‘份’啦？”

“走份”是毛师傅对动作不正确或把式不地道，总之一切不顺眼的人的说辞。

“你见那封信啦？”

“哪封信？”

“就那封。”

他家一年到头不过收到五六封信。毛师娘去世后，信上的走动又减一半。

“给你的那封信——别跟我装傻。”

“谁装傻了？”

“他们是你亲爸妈。”

“他们说是就是啦？”

“你念信了吗？他们当时是没法子……”

“那字太草了，咱念不懂。”毛丫坐在地板上，一点点往下扯袜子。她脚上总有伤。

毛丫从来不爱念书。学校里的作文，她一般写五十来个字，还有十几个字写不出来。她一写作文就跑到院子中间喊：“谁会写老鹰的‘鹰’字啊？谁会写斧头的‘斧’字啊？……”十多家人的院子，总有个屋传出声来：“真笨，来，接着——”一个纸团便扔出来，上面是她问的那字。大家水平都有限，毛丫因而只能在院子中央喊，这样大家的水平凑一凑，能高些。

毛师傅掏出手帕，叫毛丫把脖子上的汗擦一擦。她练功往哪一坐，再起来，地板上一个潮印，一圈汗滴。

“他们信上说，要来咱家看你。”

“你赶紧回信告诉他们，鞋盒是捡过一个，里头是一死狗崽。”

“我答应了。”

“谁让你答应的？”

“我能不答应吗？”

毛丫把眼珠往天花板一翻，不理毛师傅了。她认为造出她的那对男女狗也不如。她可不能把狗也不如的人认回来做父母。当年居然把她搁在一个四十一号回力球鞋的鞋盒里，就扔了。扔还不好好扔，居然在一边暗藏着，看是谁捡了她。这对狗男女，居然一路跟踪毛师傅到北京，再跟到县里。然后坚持暗藏，直到毛师傅夫妇把她从四斤养成一米五五。他们想，行，现在养她上算，灾呀病的都过去了，不费大事了，还能派点用场。抹抹地板或拿拿报纸，打那二两芝麻酱，也不会让人少找钱了。他们这才打算不做地下双亲，冒出来管他们自个叫“你不幸的父亲、母亲”。

毛师傅不赞同毛丫的推理。他想毛丫亲妈当时有可能暗藏在火车站某个角落，看捡孩子的人是否正派可靠。换了毛师傅，他也会这么干。从火车站不难打听到毛师傅留下的姓名、地址，因此她也犯不上跟踪。

“你答应的啊，那你给他们沏茶、煮饺子。”

“……他们头回来咱家，哪能就煮饺子。”

“那煮什么？”

“得请他们下馆子吧？”他苦苦的一张脸，不知怎么低了毛丫亲爹妈一头似的。他从信上的字就觉得毛丫亲妈挺不简单。但让他怯的，更主要的是因为毛丫浑身走的是人家的血。

“下馆子？美得他们！”毛丫跳起来，一瘸一拐往门口走，“他们就跟路边拉泡屎似的，把我就拉在那了！”

她其实是很有礼数的女孩，世上的人她只跟两个人犯浑。现在没了毛师娘，她的横不讲理就只有毛师傅受了。生人面前，她绝不丢毛师傅毛师娘的面子。因而她对她的亲生父母，就像对陌生人一样周到。只是一声不吱，让笑就笑，让沏茶就沏茶。

毛师傅奇怪，毛丫连耳垂都跟她亲爹长得一模一样。他顺着毛丫去她亲妈脸上、身上找，也找着不少血缘的线索。他暗自一惊，难道他这是在查实证据，以防毛丫被人冒领吗？

毛丫妈从始至终是个泪人。解释是由毛丫爸做的。他一口南方普通话，说他们当时保密保得六亲不认，才把婚姻、生育的事瞒住。用了不知多少法子，最后用了布带子把腹部勒住，才把身孕遮掩过去。亲妈此时瞪丈夫一眼，怪他真话讲得太多了。

毛丫想，他们肯定觉得最理想就是把肚里的我勒出去。她毛丫有今天，是他俩的谋杀失败。不过她脸上还是通情达理，善解人意，似乎被偶尔听来的一个惨绝人寰的故事弄得老气横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