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万历的危机

万历在实行“先军政治”的计划时，不可避免地得罪了一大批官僚和贵族，虽然以反腐的名义把这些人都解决了，但是这50多万人的亲朋故友还有很多也是利益集团的受益者，如今没了财路，必然有怀恨在心伺机报复的人。

所以，万历现在一般都呆在皇宫里不出去，出去也是在机器人士兵和国师的保护之下，让这些人没办法动手（国师这么牛，谁敢啊）。

但是，国师已经在万历的茶壶和酒**里发现过几次毒药了，搞得连万历现在吃饭都要让国师看看才放心，灭绝国师一看，这样不行，这还不把我累死，于是问万历为什么还不赶快练功，万历说有练，国师让先练百毒不侵的，万历说哪有这么快的，除非象郭靖一样喝了毒蛇的血，不过那是电视里演的，世上哪有。

国师想了想说：“还真有，不过是科技，在你的嘴里细胞内放一种解毒机器人和一种报警机器人，当然机器人非常小，肉眼是看不见的，你也不会有感觉，他们会附在你的口腔里，不会吐出去，一旦有毒立刻会向你的大脑里示警并解毒！”

万历一听，这不错，于是接受了国师的安排，结果当晚吃饭就发现菜里有毒，万历一想，得，这些人不杀光真还不行，于是命令锦衣卫和东厂立刻行动进行暗中追查。

同时升王承恩为司礼监掌印太监，通过批红的方式来分摊内阁的权利，让老王从明面上调查这些官员，看看谁最有嫌疑。

但是，还是国师最历害，不到两天就查出幕后真凶，锦衣卫和老王都是几天以后才证实国师的正确性。

原来，想要暗杀万历的人，居然不是官员，而是日本倭寇，因为万历在海运方面实行了禁海而且对运输船只实行了军管，以前也禁海，但是走私一直没什么人管，而万历不同，专门派机器人进行严格管理，机器人不近人情，严格执法，对海盗更是严历打击，发现海盗后机器人立刻发射火弹将船只摧毁，格杀勿论。

而在这个时期海盗一般是中国人和倭寇勾结在一起，做生意的同时也兼职抢劫，而万历前次将那些反对的官员全都处死，而这些官员就是与日本倭寇勾结大肆走私贩卖货物出海的同盟者。

万历不光杀了人还没收了他们的家产，这里面就有这些倭寇的赃物，而且数额巨大，数千万两的白银是这些倭寇的钱，这些人怀恨在心，而且最主要是禁海后，他们以前所获巨大利益没有了，因此这些倭寇希望借刺杀成功来改变这种局面。

当万历得知真相后骂了一句：“又是小日本，总有一天，我要在地图上把日本抹去！”

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将宫中被倭寇买通的仆人和婢女全部处死，顺藤摸瓜地抓住了这帮倭人全部凌迟，到此，这件事情才算结束。

虽然处理了倭寇下毒一案，不过倒让万历想到海盗的危害，因为小冰河时期就要来了，北方的大旱天灾也快了，粮食还是一个大问题，而南洋却是一点事都没有，而且还会大丰收，粮价极低，可以从南洋买大批的粮食，运往北方，解决粮荒。

所以，要保证海上航运的安全是必须的，万历立刻让机器人组织一只运粮船队，开通到南洋的海上运输线路，当然禁海还是要的，但这个是特例。

万历知道，目前只能走孤立主义路线，如果太快开放，欧洲列强进入中国，事情就复杂了，因为国力还是太弱，现在不能树敌太多，开放只会被牵着鼻子走，中国的资本主义才刚刚萌芽，无法与列强竞争。

现在还要造船，运输船可以直接买到，但是护卫的船只就只能改造和自己造了，目前时间较紧，先将买的船只上面装上大炮，反正有个炮厂一直没停，随时可以装运，由机器人担任护卫船的主体船员，再召些水手，基本先这样了，以后再说。

虽然事情似乎很多，但是万历知道，只要目前建奴不折腾，北方不闹饥荒，只要暂时让这两个最大问题不激化，那么大明就不会出大乱子，其他的事可以徐徐图之。所以，现在既然这两个问题都有办法不激化，那么下一步就是土地改革的大问题了，简称土改。

因为土改牵扯的面太大了，一是皇家自身就是土地的最大占有者，这等于是革自己的命，这要是处理不好，自己的统治基础就没了，番王被逼起来造反，那天下还不大乱；二是士族和勋贵占有的土地仅次于皇家；三是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也不少。

现在已经是1619年正月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过去好几个月万历处理其他问题都是得心应手，唯独在这个问题上非常地慎重一直都没有实质性的政策出台。

虽然前面杀了50万官员都没有影响到万历的统治地位，但是那都是以别的名义处理的，因为这些官员叛国和私通倭寇被处死都是证据确凿的，而这些都是可以让天下的仕人和百姓能够接受的。

提高武将地位虽然遭到文官集团的反对，但是因为建奴的强大，百官亲眼目睹，切身的威胁也让大家能够理解皇帝采取这项措施的原由，所以文官集团虽然不乐意，但是也勉强默认，只是嘴巴上叫几句，没有什么实质的反对声。

但是如果真的开始土改，搞得不好就象王莽的新政，搞得好也就如张居正的改革，反正两者都没好下场，而且最后国家又恢复原样。

王莽新政的措施

政治方面

改革官制

如在中央官职中，更名大司农为羲和，后改为纳言，改大理为作士，太常为秩宗，大鸿胪为典乐，少府为共工，水衡都尉为予虞，光禄勋为司中，太仆为太御，卫尉为太卫，执金吾为奋武，中尉为军正。地方官职的名称也多有改动：太守改为大尹（或卒正、连率）、都尉改为太尉、县令（长）改为宰。等等。此外，王莽还增加了许多新的官职，如在中央新置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列于九卿；置大赘官执掌舆服御物，后又典兵，位上卿；设司恭、司从、司明、司聪、司睿等五大夫；在地方，州置牧副，部置监副，等等。王莽根据古籍，更改了秩禄之号，还按照传说的周制大封五等诸侯共796人，附庸1511人，其中有很多人并没有实际得到封地，每月只能领到几千钱。

因此，贪污受贿、榨取民脂民膏的现象在各级官吏中层出不穷。至于那些清正一些的受封爵者则穷困潦倒，甚至靠给别人打短工来维持生活。

修改地名

王莽还更改了许多地名，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甚至连官吏也弄不清楚，所以王莽在后来的诏令中提到某地时也只好注明故地。如“山阳郡”更名为“巨野郡”。

冻结奴隶制度

对现有的奴隶数量冻结，禁止继续买卖和产生新的奴隶、婢女。使其自然消灭。

经济方面

实行王田、私属制

王莽掌权后，根据古书上记载的井田制度，于公元九年颁布了一道著名的诏令：“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

实行五均、赊贷及六筦（管）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建兴帝王莽下令“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五均”的主要内容是：在长安及全国五大城市洛阳、邯郸、临淄、宛、cd设立五均官。长安分东西市，设令，各市有长，令、长皆兼司市，称五均司市师；下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五均官的任务一是按工商各业的经营情况征收税款；二是管理市场的物价，各地五均官在每季度的第二个月，评定出各种货物的标准价格，称“市平”。如果物价高于“市平”，政府就将控制的库存物资按平价出售，以平抑物价；市场价格低于“市平“，则听任百姓自由买卖。

赊贷是由政府办理贷款。具体办法是：如果百姓办理祭祀、丧葬或欲经营工商业而无资金者，可以向政府借贷。祭祀借贷须在十天内归还，丧事借贷须在三个月内归还，以上两项借贷不收取利息；工商贷款每年交纳不超过所借数额十分之一的利息。

强迫劳动

凡是无业游民，政府制定惩罚措施，每人每年缴纳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政府强迫其服劳役，并在劳役期间供给饮食。

建立贷款制度

人民因丧葬或祭祀需要，可以向政府贷款，只需归还本金，不收利息。如果因从事农业、商业生产向政府贷款的，政府收取纯利润的十分之一做利息。

政府干预经济

由政府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日用品在供过于求时由政府照成本购买，反之则有政府卖出，防止物价上涨。

文化方面

音乐

居摄三年（公元8年），王莽下书曰：“遏密之义，讫于季冬，（张晏曰：“平帝以元始五年十二月崩，至此再期年也。”师古曰：“虞书：‘放勋乃徂，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遏，止也。密，静也。谓不作乐也。故莽引之。”）正月郊祀，八音当奏。王公卿士，乐凡几等？五声八音，条各云何？其与所部儒生各尽精思，悉陈其义。”天凤六年（19年）初献新乐于明堂、太庙。羣臣始冠麟韦之弁。或闻其乐声，曰：“清厉而哀，非兴国之声也。”

漏刻

居摄三年（公元8年），王莽奏请太后，称得“铜符帛图”，并借此“请共事神祇宗庙，奏言太皇太后（即孝元皇后王政君）、孝平皇后（即王嬿，后来改封为黄皇室主），皆称假皇帝。”该奏中请“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为度，用应天命。”奏可。

此次改漏刻为一百二十度，是和该奏中所说的汉哀帝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的故事有关。王莽该奏中称，“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诏书，更为太初元将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贺良谶书臧兰台。臣莽以为元将元年者，大将居摄改元之文也，于今信矣。当时汉哀帝在改元诏书中对漏刻进行改革，“漏刻以百二十为度”。颜师古曰：“旧漏昼夜共百刻，今增其二十。此本齐人甘忠可所造，今贺良等重言，遂施行之。事见李寻传。”

历法

天凤六年（公元19年）春，王莽见盗贼多，乃令太史推三万六千岁历纪，六岁一改元，布天下。下书曰：“紫阁图曰‘太一、黄帝皆仙上天，张乐昆仑虔山之上。后世圣主得瑞者，当张乐秦终南山之上。’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谕矣。复以宁始将军为更始将军，以顺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李竒曰：“易道生诸当生者也。”师古曰：“下系之辞。体化合变，故曰日新。”）予其飨哉！”欲以诳燿百姓，销解盗贼。众皆笑之。

地皇元年（公元20年）“改元曰地皇，从三万六千岁历号也。”

度量衡

始建国元年做新嘉量以统一容积。

民族外交

在同周边各民族的关系上，王莽一改西汉自昭宣以来建立的平等友好关系，妄自尊大，使中央政府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日趋恶化，直至爆发连年战争。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称帝后，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为由，将西域各国的王改封为侯，从而引起了西域诸国的普遍不满。此后，王莽在一系列同西域的关系问题上都处置不当，西域诸国先是互相征伐，继而攻杀西域都护。天凤三年（公元16年），王莽派五威将王骏等人率兵出征西域，被西域诸国联合袭杀，几致全军覆没。

王莽将少数民族王贬为侯的命令也引起了“西南夷”的不满。封地在今云南广南县一带的句町王怒不从命，被王莽处死。于是，句町王之弟承便率众起兵，饱受王莽政权压迫的西南各族人民趁机起而响应。尽管王莽曾派几十万大军一度将句町的反抗活动平息，但西南各地的武装反抗一直延续到东汉初年。

王莽为准备对匈奴作战，在征发内地兵员的同时，还向臣服于汉的高句丽征兵。这便引起了高句丽人民的反抗。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王莽派严尤出兵，征服了高句丽，将其改名为下句丽。

汉宣帝以来，汉与匈奴的关系得到改善。呼韩邪单于穷困来降，汉王朝仍将匈奴视为对等的大国。汉王朝发给匈奴的印信，文字是匈奴单于玺，其下诸王之印信为“汉某某王”，以表示待以客礼而不是作为汉王朝的臣属。

王莽新政为什么失败？

主观原因

动欲慕古，不切实际

王莽在改制中，王莽食古不化，竭力复古，最终导致改制的失败。王莽一向认为，“承天当古，制礼以治民”。是以做了大司马成为宰辅后，“议论决断，靡不据经”。新朝建立后，他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把一切政令、设施都弄得古色古香，一部《周礼》几乎是王莽新政的蓝本。王莽是一位儒家理想主义者，所以他对历史上的大儒们所描绘的理想境界羡慕不已。

王莽还根据《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制定出一套分封的办法：“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有五。诸侯之员千有八百，附城之数亦如之，以俟有功。诸公一国，有众万户，土方百里。侯伯一国，众户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测，众户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在体现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已确立二百多年后的时候，王莽全面恢复分封制，用世袭的办法代替选任制，其实是一种历史的例退，无论如何都是行不通的。王莽代汉后，为了抑制富商大贾的过分盘剥，又颁布了五均六管法，“《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可以看出，五均六管也是根据《周礼》等旧典损益而成的。这套五均六管法实质上是官营一部分工商业，将民营的盐、铁、酒等大宗商业收由官家来做。这明显是与富商大贾争利，当然要遭到他们的反对。而税山泽，又使在虫蝗旱灾之中指望山泽求生的百姓，没有了活命之路。因此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一致反对。六管之令行，“天下愈愁，盗贼起”。纳言冯常上谏除六管法，“莽大怒，免常官”。五均六管法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又触犯了富人与穷人的利益，这就使得改制没有了社会基础，失败成了必然的结局。

性情躁扰，轻于改作

王莽“性躁扰，不能无为”，好逞威风，博求虚名，轻于改作，但又对改制中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致使许多措施半途而废，或者仅限于法令条文的颁布。在这方面，币制改革与地名变更尤为突出。从居摄二年到地皇元年十余年间，王莽先后四次下诏改币，五次重申改革货币的法令，平均不到三年就改币一次。王莽改币的主要目的是用货币贬值的方法，聚敛财富。结果是币制改革一次，王莽就实现一次对人民财富的大掠夺，社会经济就会出现一次大混乱，以至于“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道”。如此频繁、混乱、荒唐的币制改革，在中国币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这种改革除了增加记忆的麻烦以至带来社会的不稳定之外，则无任何益处。这也是王莽失败的重要因素。在位期间，王莽还屡次挑起对东北、西北、西南诸少数民族的战争。对匈奴曾几度发兵，虽不曾出击，屯边吏卒数十万，持续时间许多年，“吏士放纵，而内郡愁于征发，民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并州、平州尤甚”。扰攘天下，破坏边境和好局面，改革在这种环境中进行，其结果可想而知。王莽在位期间经常颁布一些改革措施，但往往只注重形式，对具体执行则不甚了了，更多的精力用在讨论修改条令的文辞优美与否、是否符合经典规范上。不断修改条令实际上是不停地扰动民众，给社会带来不稳定。

刚愎自用，所用非人

王莽代汉前，其声名已十分显赫，连皇帝、太后都对他恩宠有加，百姓、士大夫上书称赞王莽的更是络绎不绝。这样的声望使王莽在改制中过于自信，过于迷信儒家经典条文，以至于达到固执己见、刚愎自用、拒谏饰非的地步。王莽经常自以为他的法令条文都是完美无缺的，因此对忠言直谏者，常不能正确处理。如大司马严尤上书，陈述对匈奴作战的困难及不利条件，建议停止对匈奴的战争，集中力量镇压农民起义，结果被王莽贬去大司马之职。

当有使者如实报告农民起义的缘由是法令苛酷、剥削沉重时，王莽根本不信，认为是造谣，立即罢免了使者的官职。他叫大司马司允费兴去做荆州牧，问他到任上如何治理，费兴对曰：“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间者，国张六管，税山泽，妨夺民利，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兴到郡，欲令明晓告盗贼归田里，假贷犁牛种食，阔其税赋，几可以解释安集。”王莽听了大怒，又免去了他的荆州牧。去除苛政以苏民困，这本是解民倒悬之举，能干的官吏才可以做到的，王莽竟然因此而免其官。为政者不知用人才，难怪王莽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群下愈恐莫敢言贼情者”。王莽后期所用之人大多是拍马奉承、刻薄寡恩的小人。

进入关中的流民有几十万人，王莽“乃置养膳官禀食之”，而办事的官吏乘机将赈济的粮米据为己有，致使“饥死者十七八”。王莽听说城中饥馑，问负责此事的王业，业“乃市所买粱饭、肉羹持入视莽，曰：‘居民食，咸如此。’”王莽居然就信了他的话。王莽派到各郡督察铸钱的官吏，大都是富商大贾出身，他们“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满朝这种阿谀奉承，颠倒黑白的官吏，新莽政权的倒台是必然的，搞改革必须高度重视用人之道。事在人为，各项改革措施，最终都要通过人去贯彻实施才能收到效果，而效果好坏，又与用人是否得当直接相关。王莽的刚愎自用与用非其人造成改制的彻底失败，教训是深刻的。

客观原因

自然灾害严重

天时对王莽改制也是极其不利的，公元初前后这一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阶段之一，见于记载的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区范围大，持续时间长。如此大的灾害，即使是在国家储备充足、社会秩序稳定的条件下也会造成巨大损失，何况发生在这样一个剧烈变革的动荡时代，出现在国库早已耗费殆尽之时！

张居正的改革是成功的，但是为什么后来又完全推翻了呢，这也是蜗牛要吸取的教训。

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为挽救明王朝，缓和社会矛盾，在政治、经济、国防等各方面进行的改革。从维持明王朝的长远统治出发，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当权人物认为，必须改革政治，寻求一条自救的道路。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得到了推行。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别号江陵。湖北江陵人。是徐阶的门生。在明穆宗在位的时候，张居正因为才能出众，得到明穆宗的信任。穆宗死后，太子朱翊钧即位，就是明神宗万历皇帝。穆宗遗命张居正等三个大臣辅政。在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年)，张居正得到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提督太监冯保的支持，取代了高拱内阁首辅之职，在明神宗万历年间，连续10年担任内阁首辅(宰相)。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他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整顿，尤重于经济的改革，企图扭转嘉靖、隆庆以来政治**、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局面。改革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张居正死后，改革措施便遭到了破坏。

改革背景

明朝中叶，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突出的表现是皇族、王公、勋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权，以投献、请乞、明朝皇帝夺买等手段，大量占夺土地。在江南，有的大地主占田7万顷。在朝廷，大学士徐阶一家就占田24万亩。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贵族大地主疯狂地掠夺土地，封建剥削进一步加剧，租种官田的农民生活极苦。有“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和“为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富家得田民纳租，年年旧租结新债“的歌谣，农民产去税存和田居富室、粮坐下户的情况多所发生，处境悲惨。

而徭役的名目也日益繁多，大规模的徭役征发十分严重。社会矛盾日益严重，各地起义不断。

明中期后，政府的财政危机逐渐加重。洪武年间，夏秋二税米2473万石，麦471万石。到正德初年，土地集中，赋役不均，人口流移，地方买嘱书吏，隐匿赋税，政府每年公征米2216万石，麦462万余石。嘉靖后，税收更降到米1822万余石，麦462万余石。但政府的支出却与日俱增。特别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汗进逼北京，政府因添兵设饷，军费大增。据户部统计，嘉靖三十年，各边饷银达525万两，修边、赈济等所需又800余万两，两项合计约1300万余两。而正税、加派、余盐贩卖，加上其他搜刮，总共才900余万两。隆庆元年(1567年)底户部统计，太仓仅存银130万两，而应支官军俸银135万、边饷银236万、补发年例银182万，三项通计总支出银需553万两。以当时的现银当之，只够3个月的开支。京仓存粮也只是够支在京的官军月粮的两年余。明王朝的财政拮据到了可怕的地步。蒙古、女真时常入寇边塞，在南方，叛乱时作。黄河屡次决口，动辄漂县数十。

张居正指出当时存在五大积弊:“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张居正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改革。

主要措施

内政方面

他首先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制。张居正创制了“考成法“，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情况，要求定期向内阁报告地方政事，提高内阁实权，罢免因循守旧、反对变革的顽固派官吏，选用并提拔支持变法的新生力量，为推行新法做了组织准备。并且整顿了邮传和铨政，他的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和“强公室，杜私门。“

军事方面

为了防御蒙古鞑靼入寇边关，张居正派戚继光守蓟门，李成梁镇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明长城上加修了“敌台“3000余座。他还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行茶马互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使北方暂免于战争破坏，农业生产有所发展。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又以俺达汗为中介，代表明朝与西藏黄教首领**三世(索南坚错)建立了通好和封贡关系。在广东地方，先后任殷正茂和凌云翼为两广军备提督，先后领兵剿灭了广东惠州府的蓝一清、赖元爵，潮州府的林道乾、林凤、诸良宝和琼州府的李茂等叛乱分子，岭表悉定。这对安定各地人民的生活和保障生产正常进行，发挥了积极作用。

水利方面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推荐、起用右副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总河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并兼治运河。潘季驯在治河中贯串了“筑堤束沙，以水攻沙“的原则，很快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万历七年二月，河工告成，河、淮分流。计费不足50万两，为工部节省资金24万两。徐州、淮安之间800余里的长堤平等蜿蜒，河水安流其间。因而，“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黄河得到治理，漕船也可直达北京，“河上万艘得捷于灌输入大司农矣“。

经济方面

整顿赋役制度、扭转财政危机，这是张居正改革的重点。他认为赋税的不均和欠额是土地隐没不实的结果，所以要解决财政困难的问题，首要前提就是勘核各类土地，遂于万历八年十一月，下令清查全国土地。在清查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推行了一条鞭法，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推动了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考成法

主要内容

张居正上疏请行在内政方面提出著名的考成法，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整顿邮传和铨政。最后明神宗批准了请求。

奏书中有以下两条:

1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定立期限，并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册，另一本送六科，最后一本呈内阁。

2六部和都察院按账簿登记，逐月进行检查。对所属官员承办的事情，每完成一件须登出一件，反之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违罪处罚;六科亦可根据账簿登记，要求六部每半年上报一次执行情况，违者限事例进行议处;最后内阁同样亦依账簿登记，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查实。

实例

1万历三年(1575年)，查出各省抚按官名下未完成事件共计237件，抚按诸臣54人。凤阳巡抚王宗沐、巡按张更化，广东巡按张守约，浙江巡按肖廪，以未完成事件数量太多而罚停俸三月。

2万历四年(1576年)，朝廷规定，地方官征赋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山东有17名，河南2名的官员，因地方官征赋不足九成受到降级处分，而山东2名，河南9名官员受革职处分。

成效

张居政当政期间，裁革的冗员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

张居正立限考成的三本帐，严格控制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每逢考核地方官的“大计“之年便强调要将秉公办事、实心为民的官员列为上考;专靠花言巧语、牟取信行的官员列为下考，对于那些缺乏办事效率的冗官，尽行裁撤。

同时，张居正又广泛增添人才，提拔拥护改革、政绩卓越的官员，委以重任，因为有考成法在，“立限考成，一目了然“。彻底打破了论资排辈的传统偏见，不拘出身和资历，大胆任用人才。

意义

张居正的考成法对今天的廉政建设启示有三:

1、要注重考核工作实效，提高效率。

中国历史有一个怪圈，那就是每一个王朝都往往在走入巅峰阶段后，立即由盛而衰，无法长期保持这种盛世的局面。其中原因很多，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当一个社会承平日久后总是会漫逸出只重形式不重实效的浮夸风气，于是官场中欺上瞒下，伪报虚报的现象滋生蔓延，政令往往成为一纸空文。考成法正是针对这一弊病而采取的对策，通过“月考、岁籍“的方法促使官员们言行如一，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这对我们今天也是很好的借鉴。

2、要注重上下级相互监督，完善层层督察与监察制度。

内阁控制六科，六科督察六部，六部督察地方藩、臬等司及抚按官，再以两司督察府州县官，是张居正的考成体系的构架，其体系中最巧妙之处在于利用六科监察六部，用品级低的官员监督高官，甚至弹劾高官，这本是明代的传统，明代这一点上做得很多，绝非形式，值得我们学习。在明代的各种史料中，朝廷要员被言官弹劾而辞官致仕的比比皆是。如嘉靖后期权相严嵩就是被御史邹应龙弹劾而致仕的。明代的监察制度相当完善，除设六科之外还有专门的监察机构--都察院，这是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司法与监察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精神相一致的。

3、要注重对己有制度的推陈出新，抓好贯彻落实。

张居正是一位十分讲究遵从祖制的政治家。他采取的很多措施，诸如焚毁书院、整饬边防，甚至一条鞭法等改革都是尊祖制而行的，而考成法一定程度上也是继承了《大明会典》的很多内容。在他请定考成的奏疏中用大段的文字说明他的考成法是尊祖制的，原来《大明会典》中已有类似考成法的内容。张居正重新拿出这些已有的祖制，希望“自今伊始，申明旧章“，并加以推陈出新，严格地贯彻落实。我们可以说他的考成法是对祖制的继承，但却是在它已经被人们遗忘的时候拿出来，添加以符合时代的内容，所以我们更可以说这是一种创新。推陈方可出新，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应当被今天的人们重视，对廉政建设来说，传统文化的海洋中也会有很多值得我们重拾利用的瑰宝。

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则是张居正在经济改革方面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史上的重大变革。

背景

明朝初年的赋税制度十分繁杂。当时的赋税以粮为主，银绢为辅，分夏秋两季征收。此外，还规定农民要服各种徭役，并交纳特殊的土贡等等。

内容

“一条鞭法“的内容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就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实行这种办法，使没有土地的农民可以解除劳役负担，有田的农民能够用较多的时间耕种土地，对于发展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同时，把徭役改为征收银两，农民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比较容易离开土地，这就给城市手工业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来源。没有土地的工商业者可以不纳丁银，这对工商业的发展也有积极作用。

效果

“一条鞭法“的推行，使明政府的岁入有了显著的增加，财政经济状况也有不少改善。国库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可供五六年食用，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改革结果

张居正的全面改革，旨在解决明朝两百余年发展中所积留下来的各种问题，以巩固明朝政权。

经过这次改革，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机器，基本上实现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使明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了显著的增加，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国库积银达六七百万两之多，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足够支用十年。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使十分**的明朝政治有了转机。

但是改革不免触动了相当数量的官僚、缙绅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很自然地遭遇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对抗。再者，历史积弊太深、太顽，已是积重难返。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积劳成疾，迅即病死，反对派立即群起攻讦。张居正成了改革的牺牲品，家产被抄没，家属或死于非命。此后，某些改革的成果虽然保留下来，而大部分已经废殆，就像一道光亮在明朝走向沉暮的历程中一现而逝，并不能遏止衰落的步履。

著作

张居正一生著作颇丰。主要有《书径直解》、《张太岳集》、《张太岳杂著》、《帝鉴图说》等。其中，《帝鉴图说》以历史上117个帝王正反两方面为政的故事，教育小皇帝，论述为官之道，影响最大。

张居正之死

1582年六月，张居正病死，一些改革的反对派重新麋集，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他们攻击张居正改革“务为烦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实行“一条鞭法“是乱了“祖制“。他们下令撤销了张居正死时特加的官爵和封号，进而查抄家产。

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被逼自杀，其他家属也惨遭迫害。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当然也遭到破坏，刚刚有一点转机的明朝政治又走了下坡路。

评价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隘号文忠公，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出生于荆州城东现张家台村，自幼聪慧好学，12岁考中秀才，16岁中举，被誉称为“江陵神童“。他23岁入京会试中进士，42岁进入内阁大学士行列，48岁任内阁首辅。当时神宗皇帝年幼，朝政实际上由张居正一人掌管，直至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病卒，前后当政长达十年之久。在任期间，他采取了一系列果决改革措施。在政治上，整饬吏治，推行考成法，严格奖罚，主张唯贤是用，坚决裁减冗员;在经济上，改革漕运，清丈土地，打击豪强，推行“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各项杂税合并，增加财政收入;在军事上，加强边备，有力地抵御了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促进了国泰民安。这些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改革措施，使朝政为之一新。由于这些改革触动了不少权贵的利益，因而招致了顽固守旧派的竭力反对。张居正死后不到一年，其功绩曾被彻底否定，改革措施遭延止，张居正在荆州的老家被查抄，直到30多年后才平反昭雪。

历史自有公论。与张居正同时代的著名清官海瑞高度评价他“工于谋国，拙于谋生“。明代思想家李贽称誉张居正为“宰相之杰“。历史永远铭刻着他的功绩。荆州大地永远承载着他的英灵，古城内就有以他名字命名的“张居正街“，荆州市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他的“御赐砚台“、手迹等珍贵文物。张居正纪念馆

张居正长期远离故土和亲人，孤身一人，在京贵为宰相，为国为民操劳一生。他深情地眷恋着故土。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病卒后，遵其遗嘱，千里迢迢，发丧回乡，归葬荆州故土。

虽然有了前面王莽和张居正的教训，万历却始终找不到一个好的解决办法，但是有一天突然灵光一闪：虽然我不能革他们的命，但是农民军可以名正言顺地打土豪分田地呀，哎呀，我真是天才！

万历马上把灭绝国师叫过来，说了自己的想法，灭绝听完后，不禁倒吸口凉气，说道：“你还真是败家子兼白眼狼啊，自己革自己家的命！”

“我这是为了大明的未来，也是为了天下百姓能够活命，不能再重复中国王朝不过300年的历史了，革了朱家的命，换来天下苍生的幸福有什么不好！”

原来，蜗牛想的办法是这样：先找机器人假扮成农民起义军领袖，趁着天灾的时候，将饥民都聚集起来，再用买来的粮食给他们续命，然后鼓动他们造反。

专门去抢这些皇家、勋贵、仕族、地主们的家，把他们家族全部杀光，田契也烧光，把所有的地的界限全都模糊化处理。

这样，等官兵来的时候，这些人都跑了，但是这些被抢的人家的地就变成无主之地，而且土地也改变原来的面貌，就算有人来追究，也不可查了。

然后万历再将这些土地收归国有，再平均分给穷苦百姓。当然，具体操作还有一些细节要处理，以后看着办好了。

灭绝国师一听，万历这家伙够毒的，反正不是他贺蜗牛家的，全杀光不心痛，不过转念一想，这本来就是一个万分困难的问题，历史上的改革家基本没什么好下场，他这样做倒是可以一步到位了，的确没其他办法，亏他想得出，历害！

于是国师就同意了万历这个点子，开始去谋化了。不过现在天灾还不是那么历害，所以只是做了准备工作，比如去南洋买粮食，在天津附近建了一个大型的造船厂，生产运输舰和战舰。这些事情可以慢慢布局，不着急，其他的事也要开始了。

万历安排徐光启建立了一个皇家科学院，老徐任校长，专门培养科技人才，招收对象是那些有格物知识和相信科学的士子或者百姓，有教无类，开办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天文、地理等学科，这些人成功毕业后，将在大明各地开办各类格物学校，培养实用性的人才，免费读书，但是要考核过关。

万历知道很多事情要提早布局，要改变八股取仕这套也要慢慢来，好在这些都可以现在开始准备工作。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万事开头难。

万历又安排孙承宗建了一个皇家军事学院，也一样，老孙任校长，为国家培养军校的校长，这些人毕业后就去全国各地开办军校，为大明培养军事人才，也是免费上学。

另外，万历觉得自己应该建立一支亲军，主要是要用现代化的军事训练手段，将这支军队锻造成世界上最强的部队，然后以此为模板全军推广，不能只想着建奴，那样眼光太窄，以后还有更历害的世界列强在等着。

于是，万历亲自组建了大明国防大学，自任校长，所有学员都会和万历见面，这个学校培养出来的官兵将是万历嫡系中的嫡系，亲军中的亲军，平时授课将由灭绝国师和机器人担任讲师，学员从各武将中和忠臣之后中挑选，毕业后将直接入列为皇家近卫部队，也就是近卫军，直接负责皇帝的安危。

这支部队将按现代特种部队的训练模式和管理方法进行训练，日后除了负责保卫皇家安全的工作外，还兼顾对外刺杀、解救重要人质、情报搜集、消灭境外敌对势力，虽然有点象锦衣卫的工作，但是级别要高得多。

之所以要成立这支部队，万历主要是考虑万一武将因为手握重兵出现尾大不掉的情况，那么这支部队的战力是远远高于其他部队，因为虽然其他部队建设是以这支部队为模板，但是以后这支部队将会吸收其他地方部队的精英组成。

每年通过选拔考试，将地方部队精英中的精英，全部都吸收进这支部队，那么全大明最优秀的军事人员都将会是万历的亲随了，用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部队，天下无敌！

并且派出大量锦衣卫到各地的地方部队任职，暗中监视各级将领，如有异心立刻撤换，并且经常把这些地方的高级将领进行换防，每三年一次，成为惯例。

万历做了这些措施后，那些认为提高武将待遇会让武将造反的文官不再吭声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