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工们夜以继日劳动着，经常遭受各式各样的灾害，工友与工友之间时常发生争吵，有时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有一次，东北华工赵钱财在记工时少记了河北华工尚喜好两个工，两人为此争吵起来。由于赵钱财说长道短引起河北华工的不满，于是东北华工与河北华工发生了纠纷，双方动手打了起来。幸而任辅臣及时赶到制止了这场内部殴打，他斥责打架的华工：“如果你们为了一点小事就吵架，万一我们这是一支部队怎么样，到时还不拿枪来拼命啊？要知道你们都是中国人，是兄弟。”几十个华工被任辅臣斥责得纷纷低下脑袋，他们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从此对任辅臣更加尊敬。这些人在后来中国团成立后都是任辅臣的左右手，为中国团立下了汗马功劳。

岁月壬冉，转眼就是1915年，俄国正处于黎明前最黑暗时期，沙俄当局为了不让苏维埃政权建立和巩固，开始对列宁领导的苏维埃革命活动进行控制，并实施极端严密的措施，从莫斯科到彼得堡，从公路到铁路都采取严密措施，实行白色恐怖，即使是边远的乌拉尔地区也不例外。然而，这些白色恐怖并没有平息革命家的政治活动，越是敌人猖狂的地方越有革命家在活动。任辅臣不仅为华工服务，也为苏维埃政权服务，他始终不渝与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保持单线联系，这是他革命生涯的一个宝贵经验，回顾他的革命斗争史，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单线联系。现在，他的这个单线联系人就是乌斯钦科，也是任辅臣家庭女教师的丈夫。为保密，乌斯钦科极少与任辅臣直接联系，所有党的指示和任辅臣的汇报都是由家庭女教师来从中传递。地下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任辅臣的思想上一度产生了顺利的想法，他觉得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几年或几个月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现在他可以帮助苏维埃，将来苏维埃政权胜利了，也可以帮助他回到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救民于水火之中。然而，革命需要力量，一个政权的建立是需要付出许多代价的。如果这个政权得民心，就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过不多久就会建立政权。如果这个政权还没有被群众所接受，还没有被人民当成是自己的命脉，这样的政权就不能马上建立或巩固。眼下的苏维埃政权就处在这样的一个艰难险阻的时期，所以需要许多革命力量来与反革命力量来抗拒，以此保障苏维埃政权的顺利建立。

随着革命的潮流不断发展，苏维埃政权已在少数地区开始建立，列宁主义席卷全球，世界革命形势开始好转。一年后，在布尔什维克地下党的指导下，任辅臣开始在华工中建立秘密革命组织，经常召集会议，给工人们上文化课，并讲述列宁著作，宣传工人阶级只有消灭旧社会的制度才能得到自身的解放这一革命道理，他把俄文宣传单译成中文散发到华工中间，极大地提高了工人们的思想觉悟。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是来帮助俄国革命的，今年内我们为俄罗斯，明年我们就可能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中国。”任辅臣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华工中间办了一张小报，只要是俄罗斯报刊登载的消息，他都要用中文翻译出来，然后办成一张中文小报，让列宁的思想在华工兄弟中间传播，绝大多数华工对任辅臣和列宁更加信任。1916年这一年冬天大雪无痕，由于俄国矿场主伐木场主不履行合同无故扣除华工的工钱，引起华工的不满情绪，任辅臣便利用这次机会暗中组织了一场声热浩大的大罢工，以取缔非法虐待华工为目标的中心活动，改善了劳动者条件。罢工取得了局部胜利，这下矿区矿主场主受不了了，他们觉察到罢工与任辅臣有关，因为任辅臣屡次要求他们为华工解决各种困难，见他们不解决便采取这种激进措施，于是他们联合起来上告到彼尔姆省反动当局，千方百计控告任辅臣暗通苏维埃。其实，这不是暗通苏维埃的事了，每一个俄国人都知道苏维埃是列宁领导的政党，是有发展前景的社会，俄国统治大势已去，然而，俄国当局警察还是不分青红皂白，以组织暴乱嫌疑犯的罪名把任辅臣软禁起来。这是华工们没有想到的，在此紧急关头，他们怎能让任辅臣受苦受害呢？于是，华工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再次开展游行大罢工，迫使俄国当局不得不采取妥协，加上警方并没有查获出更多证据，苏维埃政权和党组织千方百计组织营救，还有张含光联络彼尔姆省比较有地位的华侨进行联保，她在几天之内联络了八家华侨商人作为铺保，并用两麻袋卢布买通了各个关节，终于使俄国当局对任辅臣的软禁很快就被解除了。

为了更好的做工作，在妻子倡议下，任辅臣与这八位华侨商人结拜为兄弟，后来这些华商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援了他们的革命活动。当任辅臣恢复自由的时侯，他在认真的思索，虽然他所组织的这场罢工使华工的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但更主要的是加强了华工之间的团结，坚定了同资本家斗争的信念和意志，为迎接更大的革命风暴打下了基础。这期间，任辅臣以他科学的思想理论，非凡的组织能力和具体的斗争实践赢得了大批追随者，初步培养和锻炼了一支华工队伍，并在旅俄华侨中广交朋友，使他们自觉地或不同程度地倾向革命并走向革命，这时的中国团已开始有了刍型，在桑来朝张清萧的配合下华工们紧紧团结在任辅臣的周围，就差一呼百应了。

在布尔什维克地下党的帮助下，任辅臣在十月革命前一年就开始为即将爆发的革命做了大量准备，主要是筹划资金，通过彼尔姆的知名华商分批买进一些枪枝弹药。这是任辅臣最得意的一笔，也是他革命成功的关键所在，因为他始终不渝相信苏维埃政权革命成功后一定会支持他重返中国建立新式的工农政权，所以他不遗余力为苏维埃政权奔走呼号，为俄罗斯人民摇旗呐喊。当然，他也知道革命成功靠得不是嘴上工夫，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基础和革命力量。因为苏维埃政权的各种资金有限，任辅臣不得不压缩开资，减少购买枪枝带来的损失，秘密组织华工在炼铁厂打制了许多大刀片，并且储藏了一些治疗外伤的药品。他曾经多次对妻子表露了自己的宏图大业：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积蓄革命力量，等俄国革命成功后回到苦难深重的祖国，推翻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解放广大穷苦百姓。这是任辅臣的祟高信念，也是他所以来俄国参加苏维埃政权革命的思想基础，这时的任辅臣政治成熟，既有思想家的风范，又有实践家的品格，此时此刻他已接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革命家的范畴。如果这时他回到中国，也是一个风起云涌的重大人物，什么百日维新，戊戌变法，什么军阀混战，国民政府，统统不屑一顾，而他凭着他在苏维埃的威信也会在中国的小红船上设有一席地位。

其实，作为一个革命事业的献身者，杰出的政治领袖，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同时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家庭的普通人的任辅臣，他对妻子和儿女来说也是一个可爱的丈夫和可敬的父亲。即使在阿拉巴耶夫斯科那段艰苦的岁月里，任辅臣看见妻子和儿女他十分高兴，为长子任栋梁和任栋梁的姐姐请了两位家庭女教师，他们生活艰苦，但挺好也挺愉快。夏天，全家人到森林里吃野餐，并在绿如地毯的草地上翻跟头。冬天，他们从小丘山上滑雪橇，打雪仗，任辅臣用他慈爱的心灵为孩子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外面，任辅臣热爱生活，却从不沉缅于生活。身为中国外交署的官员，华工总办，任辅臣自律极其严格，自奉甚俭，坚忍克已，境界高尚，成为家里人的榜样，也成为华工们爱戴的领袖。在这时期，任辅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政治家的条件彻底成熟了，他的思想已经接近了列宁主义，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